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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7/10 11:24:54瀏覽1229｜回應1｜推薦13 | |
1979年底爆發的美麗島事件是台灣民主運動的一大分水嶺，從那時起，台灣從封閉走向開放，對整個國家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產生了劇烈的影響；同時，若非自立報系創辦人吳三連、作家陳若曦說服了蔣經國，改變了處理美麗島事件的決定，可能台灣還不會那麼快民主化。 事件的起因是美國與台灣斷交後，蔣經國依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發布緊急命令，暫時停止了那一年年底的選舉，使當時所謂黨外人士失去了參與政治的管道，已經組成的黨外全國助選團因而決定轉向街頭運動，黃信介等人創辦的美麗島雜誌展開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動，以凸顯黨外人士的政治主張。 他們的行動也受到了疾風行動等團體的抵制，其中尤以黨外人士在台北中泰賓館舉辦美麗島雜誌創刊酒會時所引發的衝突最受矚目，那些衝突所累積的憤怒與對立到了1979年12月 10日美麗島雜誌打算利用國際人權日在高雄舉辦人權大會與示威遊行時，終於升高變成了暴力事件。 在事件發生之前，國民黨曾經循已建立的溝通管道，由吳三老、監察委員陶百川等，邀請黨外人士與國民黨大老梁肅戎、中央黨部副祕書長關中進行協商，然而那些協商都像以往的溝通一樣，難以獲得協議；另方面，如自立晚報、中國時報等媒體雖然也曾一再籲請雙方節制，以免造成社會動亂，影響社會安寧，但這一切努力似乎都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 暴亂終於在那一個夜晚升高到了幾乎失控的地步，警民對峙的結果造成許多員警受傷，我並不知道當時政府要求警方"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是基於什麼考慮，可是在狂怒中的民眾就是要突破警方的封鎖，無可避免地演變成了攻擊事件。治安單位等到天亮後才展開緝捕行動，對象包括這項運動的主要發起人及在現場發動攻擊的人士。 新聞記者像治安人員一樣忙於處理這樁事件；當時中央社是由高雄分社負責採訪現場，在台北的記者主要的工作是採訪政府的重要因應決定、民意機構的反應，以及國際間對那一事件的觀感與意見。 及至所有人犯都落網後，警備總部軍法處將黃信介、施明德等人以叛亂犯起訴，其他滋擾人犯以一般法律審理。在那之前，陳若曦帶著海外人士聯名信回到台灣，在吳三老陪同下與蔣經國見了面，據瞭解，陳若曦是以"先鎮後暴"的理由說服了蔣經國，終於讓他同意以較寬容與公開審理的方式處理那個事件。 美麗島大審在警總景美軍法局舉行時，我們和80多位中外記者採訪了那場軍法大審，國際人權組織也曾派員旁聽。在審判庭上，我首次聽到了"暴力邊緣論"、"合法顛覆"等名詞。審判結果，施明德被判無期徒刑，黃信介被判了14年，張俊宏、陳菊、姚嘉文、呂秀蓮、林義雄和林弘宣被判了12年。隨後沒有多久，又發生了林義雄家血案，迄今都沒有抓到真兇。 我在1964年當憲兵時，曾經押解人犯去過警總景美軍法局看守所，在記憶中，那兒關了許多軍中罪犯、政治犯，牢房很壅擠。中央社因有隨時發稿的截限，必須以接力的方式採訪美麗島大審，由同人輪替採訪，採訪完了一場審訊就趕回松江路總社發稿，到了當天晚上再作一次完整的報導，那是一般通訊社發稿的方式。 那個景美看守所在民主進步黨執政時，被改為台灣人權景美園區，八年後，國民黨再奪回執政後，改為景美人權文化園區。 回憶往事，我一直認為，那時的黨外人士中，的確有很多非常有理想的人，他們主張民主、自由、人權，不惜犧牲自己為民眾爭取憲法賦予的權利，但其實也有一些人爭的是個人的權力與利益。那些有理想的人在後來的發展中，並沒有享受到民主的果實，反而是一些"踏著先烈血跡前進"的人得到了權位和財富，他們甚至以貪腐、濫權、違法，玷污了那些民主鬥士所寫的那一頁歷史。 後來我到華府工作時，曾遇到在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持"匪情研究"的葉伯棠，他告訴我說，革命先烈都是傻瓜，他只想做"踏著先烈血跡前進"的人。拿他的話來印證歷史，似乎有點道理，但也令人覺得很悲哀。 採訪完了美麗島大審那件大事後，接著曾發生林義雄家血案、陳文成教授命案、民進黨成立等事件，但那時我已奉派前往美國工作了，在海外無非只是作一些配合性的採訪與報導，沒有身臨其境的感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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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情隨筆｜雜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