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丹麥1813-1855）表示過：「人的存在只有在緊張對立之中才可能，而這種緊張來自人的兩種並存的生命，因為人既是精神上的獨立個體，也是社會公民」。前者從「神」的視域中觀察，生命是永恆的，靈魂是不滅的，人是可以孤獨的存在，與神同在。然而後者則不然，所要追問的是「社會為什麼會存在」？齊默爾（Georg Simmel，德國1858－1918）說過這樣的一句話：「社會之所以存在，就是許多個體之間的互動」（Society exists where a number of individuals enter into interaction)。簡約的說，社會是關係網絡的層次堆疊。人原本是孤獨自為的存有，但這種孤獨自為狀態卻也給人帶來無 比的恐慌。為克服這種恐慌，人須與他者(包括他人與外物)交流。因此，我們人自從出生開始是在社會中產生「我」的「存在」關係，而將這「存在」關係連結到社會中「有」的網絡系統。因此，人是需要其他人的認同與肯定的。在艾瑞克森（E.H.Erikson，美國1901-1980）的人格發展論，人生的每階段主要追尋的目標是「自我認同」，這認同的參考網絡框架是由「我」以「存在者」肢體相嵌於在世界的網絡系統下。「我」的個體去對自我的「認同」，同時也存在於網絡系統下「被認同」，那「認同」與「被認同」之間的互動，就造就出社會。所以，沃克（Walker K.N.)認為社會網絡是「一組人與人的接觸，藉此個人維繫他的社會認同，以及接收情感支持、物質支助與服務、資訊以及社會接觸。」(set of personal contacts through which [an] individual maintains social identity and receives emotional supports, material aid and services, information and new social contacts)

2000年一部電影「浩劫重生」（Cast Away)，由湯姆漢克斯（Tom Hanks）主演，主要是說一個快遞公司的員工---查理，他在搭公司所屬的飛機途中遭遇到空難，卻在荒島上生存下來，歷經四年孤獨的生活，結果又能幸運的重返文明社會，但滄海桑田，人事全非，因而改變這位查理先生對生命意義的價值態度。在故事中，查理在飛機殘骸中發現許多快遞物品，其中一個排球，是一名奶奶想送給孫子的，他用自己的血在排球上畫了一張臉，給它取名叫威爾森，這樣讓他感覺有人陪伴著他、可以聽他說話，讓他在孤獨的荒島上，找到「人」的陪伴與對應。最後他終於有機會成功地衝破巨浪，脫離荒島要向外界求助，不過當時的他也已經精疲力竭了，在木筏上睡了一覺，醒來之後他發現排球伙伴威爾森被海水沖走，他跳下海欲「救」威爾森，不過卻因距離太遠無法游到威爾森的身邊，而威爾森也愈漂愈遠了，查理傷心落淚 地一直大喊著「威爾森，對不起。」這故事是影片中最讓人動容的部份。查理那種感受好像真失去一位「人」的朋友的哀傷，實際上陪伴他的只是一顆排球而已。如此證成出，人遺世而離群索居的困難度，縱然是在無人荒島上生活，都要虛擬出一件物品，將其視為「人」，轉化為他者的存在，透過他者（排球）眼光讓查理有（或者被監視，或者是種外在制約）證成形塑出自我的認同與互動的規範的存在感。

然而現代的社會，如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德國1864－1920）所說「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過程，以科學與技術的邏輯下，不需要以互動的方式來進行自我的瞭解，卻是以科學與技術的方式進行互動與瞭解，人就有產生了自我物化的現象。原有的社會支持網絡也逐一解體，例如：離婚與不婚的增加，減少互動，家庭網絡的功能的式微不如往昔。所以，在高度現代化的社會中，過度專業化科層體制與過度都市化現象，導致個體對人類價值理性的疏離化，讓工具理性涵攝出單一的價值性。換言之，現存社會組織架構就出現結構上的斷層。伯特（Ronald Burt，美國1949--）提出一個他稱為「結構洞」（structural holes）的概念。職是之故，看到許多大企業界也不斷發展小組織， 體制由垂直分化改為扁平分化，分出許多小組織，並賦予小組織足夠的權限和彈性空間，不要讓個體因科層制度繁冗層級，削弱了提供個體自我參考的社會網絡下終極價值理性溝通的機會。因此，利用小組織填補結構上的洞，再度連繫上斷層兩邊的空間。

美國的神學教授詹姆斯•福勒 （James Fowler，美國1940--） 指出，在教會中的最多信徒的普遍信仰階段是「綜合•俗成式信仰（Synthetic-Conventional Faith）」階段。對於他們來說，支持網絡的關係（無論是與上帝的關係抑或與弟兄姊妹的關係）是相對重要的，而他們的自我亦是由關係、角色、網絡所構成。他們將教會視為一個大家庭，作為信徒最大的責任就是維繫彼此的關係，互相擔當重擔，並為在困苦中肢體提供支持及關懷。他們是教會裡的中堅分子，是最委身於群體、最熱切事奉的一群。杜納（R.H.Turner，美國）認為此種社會連結（social bonds）是經由人際網絡的互動中所產生的個人聯繫或連結，也是成員彼此間發展出緊密結合的社會關係，其動力為非經濟性的滿足，網絡中每一份子共享的個人友誼與喜好的程度。同時，社會性連結亦是透過自我揭露、親密關係、提供協助與意見、感同身受與回應、結交的感覺、依附、 聯繫及經驗共享，將許多個體連結在一起。其中更重要是透過「愛」與「信任」如同黏著劑維繫網絡的關係。

然而，在信徒眾多的大教會為顧慮到整體信眾，對禮拜設計上會傾向形式化，宣道福音上會傾向普遍原則，對少數特例教友缺乏特別關注 ，這些現象都是導致信徒感覺上與教會逐漸疏離。從這現象來看，教會界開始發展「小組教會」趨勢而孕育而生。尤其公領域中自由民主的思維，也逐步滲入到教會體系中，知識階層的信徒也漸對牧長不宜過度樹立權威性，並渴望自身參與的想法。所以基督教會逐步打破形式化的聚會，發展各種非組織化的小群體，以建立親密關係，並設計合適少數成員聚會的內容與形式。這種改變，有的是信徒間自發性的行為，諸如成立定期讀書會探討聖經的內涵等，發展出以社會連接為核心的支持網絡，由下而上的追求信仰生活。至於小組教會，則是這種改變由上而下推展，比較具有革命性的一種作法。小組教會人數少，關係就顯的緊密，機動性強，彈性大，也比較能隨需要隨機改變。然而這些強調互動的支持網絡的形成帶來最大挑戰， 就是它會迫使信徒高密度高投入的參與教會，也迫使信徒的信仰生命無法過度依賴牧長的領導。因此，小組的組長又是這結構中的結構洞的關鍵角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