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成為一個被文明馴良的人，我的精神與荒涼成正比提升，給我海洋、沙漠、荒野吧！」――梭羅

19世紀上半，受工業革命影響，美國開始從農業時代走向工業時代，工業革命帶來城市化，也帶來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貧富懸殊、社會矛盾、環境污染等問題，梭羅(1817-1862)知道文明前進的巨輪勢不可擋，但他敏銳地察覺到，工業革命並不能提昇人們的思考，相反的，因為過度追求物質反而讓人忘記生活的意義，人從萬物之靈降為萬物之奴，人們已經「變成自己工具的工具」，他也認為貧困不是物質匱乏造成，而是來自，有還要更多的無窮欲望，欲望太多的人才是窮人。他實際精算過，平均一年只要工作6週，就能滿足基本的生活所需，剩下的時間就全屬於自己，不過倚賴極少的物質生活，是一種理想境界，要做到這樣的境界，人要擁有一種不持有、不為物役的生活哲學，所以他提倡當一個人免於餐風露宿、衣食無慮之後，下一步就是「自我教化」，專注於精神發展，維持心靈上的平靜。

梭羅自年少時期即愛閱讀、散步，他20歲畢業於哈佛大學，在校學業成績中上，精於木工，擅長數學，尤其對測量有一種天生的領悟力，畢業後曾做過教師、圖書館長、校長、報社記者、巡山員、氣象預報員、義工、測量員、農夫、木匠、園丁、鉛筆製造商。關於鉛筆製造商，順帶一提，當他因製造出好用的筆而獲得專利後，朋友們紛紛祝賀他找到了生財之道，但他卻放棄鉛筆製造，原因是「我為什麼要繼續呢？我不會再做我已經做過的事情。」話說回來，雖然多才多藝，他對自己心裡的聲音保持一份敏感，為了向世人展示，只要清除生活中分心的事物，追求簡單，人類可以輕易擁有美好的生活，於是計劃身體力行走入森林實驗，過上一種反抗社會主流價值的生活。

1841年(24歲)，他先是想到林肯的佛林特湖畔搭造木屋生活，但是土地擁有者佛林特家族拒絕他的請求，這個「我希望能立即移居湖邊，傾聽風行蘆葦中的低語。」的計畫就擱了下來。隔年他的哥哥約翰得了破傷風驟逝，梭羅陷入抑鬱的狀態，1843年5月他前往紐約，住進愛默生哥哥家中擔任家庭教師一職，在此生活8個月後，1844年回到他父親經營的鉛筆工廠幫忙設計。其實當時的人都把畢業於哈佛，卻不找一份穩定工作的梭羅視為邊緣人或心智尚未成熟的人，他的朋友納撒尼爾．霍桑(《紅字》作者)就形容梭羅，「他否定了一切正常的謀生之道，看來趨向於在文明人中過一種印地安人的生活—我指的是一種贊同不為生計做任何有規則的努力的印地安人生活方式。」

後來他的詩人摯友艾勒里．錢寧看他遲遲沒有找到人生方向，就寫了一封信給他，或許是信裡的「到那兒去吧，給自己蓋一間小屋！」讓他下定決心擺脫文明與世俗、重新檢視自我存在的價值，並親身實踐物質簡樸、精神崇高的生活究竟是否能實現。1845年3月底，28歲的梭羅在取得愛默生的同意下，在其領地華爾騰湖畔旁展開理想生活實驗，因為他認為自己的心靈小屋自己蓋，所以用借來的斧頭親手打造住處，並於同年7月4日搬進去，在此展開兩年兩個月又兩天的一簞食、一瓢飲自給自足生活。關於這次獨居實驗，他在日記是這樣寫著，「我走入森林，因為我想慎重地過日子，只面對生活的基本要素，看看我是否能夠學會生活的教誨，而不是在我行將離世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沒有活過⋯⋯我想深刻的生活，活出生命的深度與精髓。」

這間小屋約4.2坪大，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二邊還開有大型景觀窗。梭羅僅保留最低限度的物品，屋裡只有一張床、一張圓桌、一張書桌、一盞燈和三把椅子，他在日記裡寫道，這三把椅子是，「一張給孤寂，一張給友誼，一張給社交。」關於小屋的花費，在《湖濱散記》第一章〈Economy〉裡詳細記錄了營建材料與費用，共花費了28元1角2分半。在這段極簡生活、深刻思考期間，梭羅把物質降低到食物、遮蔽、衣物、薪材，能維持生活基本所需就好，根據記載，這種身無長物，秉持雙手萬能的生活方式，每年花費8塊美金即可維生。

而他的一日生活，除了椈水、種菜或做些短工(從木工到大地測量)賺錢，其餘大部分的時間都用來閱讀、思考、寫作和散步(他認為每天4小時散步是人生重要的事)。順帶一提，梭羅自1837年10月22日起開始寫日記，一直寫到1861年11月3日去世前半年，他在20-44歲間共寫了39本、200多萬個字。根據日記內容，梭羅每天固定在凌晨起床，然後跳入華爾騰湖中沐浴(他將「洗滌肉體」視同「潔淨心靈」的宗教儀式)，上午讀書、冥想、耕作，下午散步，晚上寫書和寫日記，對他而言，擁有越少，心靈越自由，每一種經驗的深度便會加深，他日常最主要的活動是寫日記和散步，關於散步，他認為「每個人都應該爲自己保留時間跟心境去，散步。」；關於日記，他認為「日記是結合內在與外在生活的方式，就好比散步與思考、閱讀與寫作的結合。」

通往真正人生的道路是一條幽暗小徑，梭羅將位在華爾騰湖畔的小木屋視為小禮拜堂或禪房，在這裡，徹底融入大自然的他，正視自己內心，持續自我省察。轉變的終點在成為真正的自己，而非配合他人眼光生活， 1847年9月6日，梭羅覺得「終於在經濟上獲致完全的獨立，在身體上得到陽光的滋潤，更在心靈上有所突破。」因此離開森林重返人群，他說走入山林是為了探索人生，走出森林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他在日記寫道「我有更多的生命等待去經歷，而時間苦短；人是多麼容易耽溺在既定俗成的道路，我不願故步自封作繭自縛於窠臼之中。」日後有研究指出，剛搬到華爾騰湖時的梭羅，還留有相當程度的天真單純，但這項叢林實驗後，因為看見真正的自己，讓他的人生產生根本變化，想法變得成熟，整個人也變得更有廣度和深度，也悟出對自然和人生的哲學思想，在這段時間，他筆耕不輟的完成《河上一周》、《湖濱散記》和《公民不服從》書稿。

1846年他還獨居小木屋時，就開始撰寫《湖濱散記》，1847年完成初稿後離開華爾騰湖，1852年摘錄書中部份內容發表於《聯合雜誌》，但幾乎未引起注意，1854年正式出版，這一版距離初稿已過了7年，所以內容有很大幅度的補充、修改和重寫，雖然有些評論家的措辭尖刻，但大部分人反應熱烈。《湖濱散記》一書中涉獵的自然議題，被認為是最經典的自然文學代表作，也被認為是心靈遊記的先驅，他本身則被喻為西方近代田園派的重要作家和「美國自然文學之父」，他的文學啟發了普魯斯特、海明威、葉慈等人；在環境生態上，他為約翰巴．勒斯、約翰．繆爾引路。1846年7月，梭羅因抗議農奴制度而拒絕繳稅，因此被警察逮捕監禁一夜，這件事讓他深入思考個人與國家、自由與權利，並於1848年寫下「個人與國家關係」，1849年以《抗拒政府》為書名出版(梭羅死後改名《公民不服從》），書中「非暴力抵抗」的主張影響了俄國文豪托爾斯泰、印度聖雄甘地和美國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等許多道德與政治改革家。

梭羅雖然選擇華爾騰湖作為「最簡單的物質需求，求取最高的精神生活」的實驗場所，但他不鼓勵世人模仿他返回森林生活(1861年，他在《散步》一書裡提出自然與社會兼容的「邊界生活」)，因此當一位富二代朋友表示要仿效他的湖濱獨居生活，他反而潑了他一盆冷水，因為這段實驗生活的重要意義不是隱居避世到山中，他認為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我們的責任是要去正視心靈、發掘什麼是真正重要的東西、認真思考何謂生命，但每個人都有其適用的方式和法則去釐清自己的生活。

梭羅的簡單樸素生活在生態危機愈發嚴重的現在日益重要，人類追求物質，已遠超出真正的需要，縱欲對地球的傷害已超過地球生態系統所能承載的範圍，現在全球均溫比工業革命前高出攝氏一度以上，氣候變遷與傳染病擴散是相關聯的，以前百年一遇的天災巨變已經成了21世紀的新常態，雖然我們現在過的是過去無法想像的高科技生活，但同時也是過去無法想像的生態環境浩劫生活，如果我們還想有明天，就不能心存僥倖，簡單生活、極簡主義、本質主義已經不是一種生活哲學或生活選項，而是善待地球，生存之必要，如果繼續視而不見，未能醒覺力挽狂瀾避免地球環境浩劫，病毒或許就是大自然用來幫助人類踩煞車的一種終極做法，那麼悲觀的想想，2020年後的疫後日常只會愈來愈「脫軌」，「重回正軌」變成不可能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