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柏森

翻譯標準即譯者從事譯事時所應遵循的原則，而一談到翻譯的標準或指導原則，許多人馬上就會想到嚴復於晚清所譯《天演論》一書中〈譯例言〉所提出的「譯事三難：信、達、雅」，它們長期被翻譯界奉為最高標準，郁達夫還稱之為「金科玉律」。簡單來說，「信」就是「不倍文本」，忠實完整地傳達原文的內容和風格，不過僅「求其信已大難矣」，並不容易達到。「達」是指文字表達的通順暢達、邏輯清楚，而且「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突顯「達」的重要性。「雅」則是「信達之外，求其爾雅」，重視文采與詞藻的潤飾，乃至於「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亦即以復古典雅的文體撰寫以通達「精理微言」；而若是「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也就是使用當時的白話寫作反會「抑義就詞」，難以表達。不過這種觀點忽略了語言文字是會隨著時代社會發展而演進。而嚴復對「雅」的說法有其時代背景的考量，他的翻譯手法必須刻意用古文求雅才能吸引當時的文人學士閱讀，但其概念容易引起爭議。例如瞿秋白在寫給魯迅的信上就云:「一個雅字打消了信和達」。

嚴復提出「信、達、雅」被後世奉為翻譯的圭臬，不過其實連他自己也未嚴格遵守這些原則。嚴復以救國圖強為目的，於翻譯時加上大量按語注解，將原著內容聯結到中國的政經社會局勢，以表達自己的思想。正如王宏志所說:「嚴復所關注的並不是翻譯本身，也不是原著，而是經由翻譯輸入的思想怎樣可以對中國讀者產生作用。」也就是藉由翻譯來推動國家社會的改革。嚴復對於原文大幅更動改寫，使其譯文更像是「編譯」或「譯述」。事實上，嚴復稱其《天演論》「題日達旨，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且商務印書館最初刊行的版本就是載明「嚴復譯述」，而不是我們一般理解的全文對譯。

嚴復雖未達到自己所提「信、達、雅」原則，也沒有對這些原則作系統性的闡釋論述，但它們卻成為開啟後世翻譯標準的先河，撰文討論的學者譯家不可勝數。魯迅就承襲「求信」的翻譯標準，主張直譯的「寧信而不順」，反對趙景深主張「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的翻譯標準。魯迅於〈幾條順的翻譯〉一文中就道:「譯得信而不順的至多不過看不懂，想一想也許能懂，譯得順而不信的卻令人迷誤，怎麼想也不會懂，如果好像已經懂得，那麼你正是入了迷途了」。魯迅的「信」是忠於原文的直譯，而「不順」指的是在翻譯時「不但輸入新的內容，也輸入新的表現法」；一方面儘量輸入，另一面消化吸收，以便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把原本讓人覺得有「異樣」的表達方式，後來可以據為己用。換言之，翻譯寧可吸收外來元素而造成譯文的不順，也不願意順應中文的表達習慣而使譯文變得通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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