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後殖民童年

鍾永豐 刊于《中国财富》2011年10月号

我的後殖民童年記憶的封面，是二叔聽著美國靈魂樂歌手Otis Redding的 (Sittin’ on) The Dock of the Bay，瞇著眼、蹙著眉、嘟著嘴、聳著肩，雙手擺胸前，搖著牛仔褲緊裹的屁股，隨著臃懶的拍浪節奏，跳著他稱霸舞會的黑人舞步。我偷偷記住那張紅膠唱片的封面；暑假結束二叔要回到遠遠的基隆，唸那所被他當成舞蹈學校的海洋大學，那間土磚書房裡的電唱機與唱片，就變成我的專屬世界了。二叔跳舞的樣子，他吹噓的舞會，我沒有興趣，但那唱片一播，哦，立刻有種東西要衝出身體，真像香蕉園裡雨後的泥土，蚯蚓、蜈蚣還有一堆莫名其妙的昆蟲在蠢蠢竄動！

1973年，小四，我不會英文，沒關係！那些封面很好記，都是阿米仔（我們那一帶對美國人的稱呼）誇張、愛現、沉醉的表情。我迷上搖滾樂團The Doors的Light My Fire，放牛時哼著歌中的電風琴短旋律給九歲的童年聽，牛的踩步變鼓點，天空不再寂寞。後來又發現José Feliciano的翻唱曲，靈巧地把本來歌中的狂喜塞進好幾丈深的陰鬱中；原來情緒可以像母親拿手的芋頭粄，一口下去，味道變化有好幾層。我心裡按著這些新發現的喜悅秘密，無人可講，好像母親的心事或她剛醃製的醬菜，只能先擱在最裡面的角落。

二叔放假回來，順便就把聽膩、聽不喜歡或退流行的唱片帶回家。他走後我就一張一張放，記住有意思的唱片。二叔都聽排行榜的美國流行歌，有些歌很無聊，譬如Knock Three Times，什麼敲三下，被布袋戲改成醉彌勒的喝酒歌，同樣無聊。有些歌會在心上跺腳印，譬如日昇之屋，House of the Rising Sun，動物合唱團的那個版本，被布袋戲唱成孝女白琴的送葬歌，不大相干，但還是很糾心。Beatles的歌當然少不了，那首昨日Yesterday的改編本真多！最討厭波爾瑪莉大樂團的改編本，輕得像鵝身上掉下來的碎羽毛。

二叔畢業，按學科，應該跑船，但他喜歡有阿米仔的熱鬧地方。希爾頓飯店剛落腳台北，他跑去應徵，一試便中。二叔口才好，人來瘋，善長人際關係表演，頭髮自然捲，帶點暗紅，鬍鬚又多，中學起便被稱為荷蘭仔；他也真喜歡這稱號。他的自我影像一定是阿米仔，我想，像Tom Jones之類的性感流行歌手，隨便幾首歌，女歌迷就會把奶罩、小內褲扔上來的那種。所以二叔很快就幹上了經理級，聽說小費很多，但那時他已不買唱片了。

二叔出生時日本剛退出臺灣，韓戰爆發第二年他唸小學，美國在臺灣撐起保護傘，他們是第一批吃美援饅頭、啃美援餅乾、穿美援麵粉袋內褲的小學生。國共兩黨的關係進入泠戰，美軍顧問團進駐臺灣，美軍電台成天播送美國流行音樂。二叔唸大學時，模仿、翻唱美國流行樂的歌手、樂團紛紛冒出頭。回家若看到我沉在電視布袋戲或卡通裡，他準會罵聲沒水準，然後正義凜然地把頻道轉給余光主持的「青春旋律」，等張艾嘉、胡茵夢、蘇芮出來美美地翻唱英文歌。

當然，流行樂對唸大學沒幫助。送二叔上大學，靠的是父母親帶著全家種菸草。70年代是美濃菸草經濟的黃金時期，產量佔全臺灣1/4。冬天一到，整個美濃平原烏綠一片，一兩萬人忙進忙出，幾千棟菸樓日夜烤菸。菸草產值較稻米高，但勞動力需求大、工時長，生產過程與售價受政府嚴格監控。父母那輩的菸農稱菸業為「冤業」，無不希望孩子把書唸好，將來坐橫桌辦公，拉全家脫農，因此能唸上大學的，最有資格享受家裡的辛苦資源，況且他們還讓家裡在地方上這麼有面子。

二叔是我家第一位大學生，受父親及祖父疼愛，物質慾最不受壓抑。想要有電唱機跟上流行？好，去買。想載女同學沒摩托車？好，去牽。二叔那一輩的美濃大學生，是我鎮歷史上最跟緊現代流行的一群後生。他們瘋電影、迷美國流行文化，成群結隊遊樂。當然，家裡的農事他們還是得幫多幫少。於是二叔他們便弄來手提電唱機，架在秋收的曬穀場中央，大夥兒圍著跳舞。寒夜在菸樓掌火，他們聽著美軍電台的搖滾樂節目，把偷來的雞、摸來的狗煮成下酒的宵夜。他們是我鎮歷史上僅有的紈褲子弟，菸草經濟的寵兒。

二叔是我們這些土孩子眼中的文化英雄，他每年寒暑假回來是大事。若他興緻剛好，會在土磚書房召見我們，用電唱機為大家播放最近買的唱片，講解最新的流行觀點。「你們聽，那黑人嗓音，拉得多漂亮！」為了說明黑人音樂如何糾結靈魂，他會仰頭瞇眼、雙手抓心。「還有那節奏，碰！碰！碰！」二叔講著講著，就唱跳了起來。我們這些土孩子眼瞪瞪，像在看特技表演。

我家是大耕作的農業家族，有書房這概念是很後來的事。祖堂以外的所有房間，存放穀物、人吃飯睡覺是最高優先。讀書？寫字？飯桌上、屋簷下就行啦！我出生那年，父親的朋友福慶叔從台北帶來一位叫Myron L. Cohen的阿米仔。這位阿米仔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人類學博士生，想研究中國大陸的客家農村，但受冷戰阻礙，不得而入。他跑來臺灣，在中央研究院探詢替代研究地點。福慶叔正好在那兒工作，負責接待他。

福慶叔是客家沙文主義者，他把Cohen拐下來的說辭不外乎「客家保存最多中國文化，而美濃又保存最多客家文化。」父親重義氣，不理母親囉唆就讓Cohen住下來。合院裡剛好有一房人外遷，為答謝母親的生活接濟，讓我們使用他們的房子。父親安排Cohen住在工具房旁，我們稱為「上邊間」的土磚房。他在我們的村子穿梭，展開田野調查工作，成為村子的趣妙風景，後來我們都叫他「孔先生」。

孔先生留下來的笑話大都跟食物有關，譬如我們用來配稀飯的鹹豆腐乳，第一次他是大塊入嘴，害我們家的媳婦驚恐不已；譬如早餐的煎蛋，他出手便是完整一個！「那可是要分成四小塊，而且只有老人家與要下田的人才能夾來吃的呀！」幾十年後母親談起來還在心疼。他研究我們，而我們談他的笑料，也稱得上是人類學交換吧。

孔先生在上邊間住了兩年，離開後裡面留下他買的衣櫥、電扇、十幾張沒用上的相片和一點阿米仔氣息。我們家從此有了書房，愛漂亮的小姑第一順位佔用，她去高雄唸高中後是二叔，然後是大姊、二姊及三姊。輪到我與妹妹時，我們這農業家族中15歲以上的青壯人口，除了父母親那輩的長子長媳必須留下來種田、侍奉長輩外，全都去了城市。現在書房裡有好多文化層了：各種學校制服、教科書，過時的洋裝、大衣，過期的時代雜誌、今日世界、讀者文摘。衣櫥裡有一個抽屜，他們郊遊玩樂的照片全在這兒，還有孔先生參加村裡婚慶被新人請菸的滑稽景像。有時我把自己鎖在書房裡聽唱片，翻著那些來不及參加的盛會留影，心中昇起愁悵的孤獨感，正好聽Hank Williams的 Your Cheatin' Heart。

我小學畢業，大姊上大學，在台北。二叔定期給大姊生活費，要她儘管帶同學去希爾頓找他，他會請吃飯，帶她們見識真正的阿米仔舞會。大姊唸的是歷史系，有民族主義與中國文學情懷，不喜歡浮誇的阿米仔文化，更討厭裝洋賣弄。她也買唱片，但偏愛古典音樂與民謠。古典音樂對我沒什麼作用，但民謠卻令我的品味系統打架。

大姊帶回70年代臺灣民歌運動的第一批唱片，我知道遠方有人發難了。他們要唱自己的歌，但一時間我還沒準備好聽他們的歌；好像不該再用美國流行樂的口味，但腳下探不到新的基礎，怎能有另一種品味？楊弦唱余光中的詩，胡德夫用國語唱自己族裡的歌；都很好，但他們的唱片一放，我的兩隻耳朵就開始辯論：右耳說生澀，不好聽，簡直像藝術歌曲嘛！左耳說應該要支持，不能這樣計較。對我早期的音樂聆聽史而言，大姊帶回來的唱片既是窗口，又是刺痛。

那些民歌唱片裡的附頁說明裡提到美國民謠歌手Bob Dylan及Joan Baez對他們的影響，我猛然想起二叔的排行榜唱片裡有他們的幾首歌。回頭重聽，果真在搖滾樂叢林裡發現一片草原風景。大姊的唱片提醒了我民謠在流行音樂中的重要性，聽著聽著，慢慢領會了一些個性差異：搖滾樂--像Steppenwolf的Born to Be Wild之類的，是在用力吼情緒、慾望，而民謠--像Joan Baez的Donna Donna，則是在敘說故事。

大姊從台北帶回家的，還有幾十本翻譯的心理學、文學及哲學叢書，出自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大姊把它們放在書櫥上最顯目的中央位置，長長一列，對著電唱機上的黑膠唱片。在國中畢業、離家唸高中之前，我翻了幾次，從沒能讀進其中的任何一本，但那些書名：「自卑的超越」、「悲劇的誕生」、「意志與表象的世界」，卻不斷地召喚。我想我一定要上大學，好讀懂那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