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明信在後現代主義裡提出文化的分界是重要的。文化意識或流行文化來做時代趨勢是唯心主觀者所持的立場。另一派認為應該由經濟/物質發展、社會活動的基層意識，影響到上層建築的生活來進行文化的分野。我藉由解嚴前高中美術教育札記的主題重新檢視同世代台灣美術及其教育的觀察心得。

     21世紀台灣的五年級生是戰後嬰兒潮後延續的高出生率，意味著競爭力是高的。我們這一代沒有經過戰爭洗禮的一代，有別於我們的父親母親出生在日治時期，貧苦的童年記憶伴隨著國民政府禁嚴時期的苦澀歲月，我們的父母有的留在了20世紀，有些一同來到21世紀。

對於童年的回憶，五年級的我們多了一份農業轉到工業時代的富足感。

當我高中時，80年代的台灣，是一群人尋求本土文化的切切之情，它幾乎成為文化主流。

反映在美術本土思潮於懷舊主題的歌頌上，也掙扎於中國本位水墨畫的困境上，照相寫實主義來到台灣，遠因是美援台灣的情結、近因在第二代留學潮/第一代歸國潮帶來的國際氛圍。

      70年代的台灣面臨外交黑暗期，退出聯合國、台日斷交、台美斷交，最後在80年代初南韓的斷交。說明國際情勢轉向了中國。台灣提出十大建設的藍圖，黨外雜誌的美麗島事件、民間對台灣失去信心的移民潮，投射出不安的氛圍，那年我才國中，因為美麗島事件發生的當晚，深夜父親返家與母親竊竊地說他們的友人於名單上。客家籍的父親母親居於公務員和教職，固定的薪資、對子女教育的盼望安定了家庭經濟，我們沒有能力應對國際思潮對台灣的不利情勢，有著農業社會的勤奮，客家庄的節省與保守，在工業社會裡戶戶「家庭是工廠」的政策下，我與妹妹經常去鄰居家打工賺一到三塊錢，串聖誕燈泡一包是一元、裝火柴入盒等，大姑接下毛衣來縫製圖案，那津資在當時鄉庄上是可觀的兼差。

      我曾問母親我們家為什麼不接案?我記得母親的反應，她很生氣地說三個字「去讀書！」我的為甚麼沒有得到答案，讓我在日後的時光裡偶爾拿出來咀嚼一下母親的反應，很多年後才明白，時間是世上最昂貴的東西，尤其是青春，一旦錯過了年輕，錯過了黃金學習期。在做與不做當中，父母總是扮演煞車與推進器的角色，國小到國中時期，我們家三個孩子有時會感覺到鄰居孩子的酸語，或是投射羨慕的目光，當時不太明白，卻在回首時淡然明白。

      大姑丈是1949年來台的外省第一代，姓夏名賜麟。他沒有來到21世紀，大姑與他溝通是使用國語，而阿公阿婆對他的女婿是有溝沒有通，晚輩用濃厚鄉音的國語說您好您好....，之後便聽不通，長輩只會使用客語，一生沒有離開客家庄，長輩溝通不來火就上來，用鼻孔發出「蹭」的一聲表示輕視的語氣，長大後才明白保守的客庄裡客家人是強勢的族群，整個龜山公園是區公所向吳家宗祀公業租地整地給楊梅區人散步，而龜山下的勢力則以阿公為首，祭祀公業第二房。少數的外省人及唯一的閩語家在龜山下是稀少的弱勢，那些外省第一代常見胳臂上刺青「反攻大陸」等語，中年的他們總以笑臉示人，和緩的笑臉與反攻大陸的積極話語成反比，他們沒說甚麼，你總能察覺他們的身上應該有很多故事，刺青的誓詞隨時間老去。外省一伙住的房舍簡陋一排，國小到國中都喊我們是小姑娘，也因為如此的處境，外省來台的族群形成小的凝聚力。此生見過的「匪諜」一枚，是如此滲透進來，他是大姑丈偏房內一只的黑暗身影，突然他的下落與他的臉孔一樣至今不明。

      阿婆也把她獨立於合院竹林旁的瓦房租給外省老兵，逢過節總有煎蔥餅的香味飄出瓦房，他在過節無家人分享，許久他邁出木門，對著埕場的小孩喊道「喂！拿去吃！」

裎上的孩子如同木頭人一樣瞬間不動地看著他，他赤手作甩狀強性地再說:拿去吃！

我離他最近，鼓起勇氣接下他的餅分給鄰居孩子，這小事停留在我記憶的海馬區裡除了初識蔥餅的美味(非客家美食)，還有他大聲命令打賞的語氣，強化隔絕了我們與他外省身份的距離，以及他看待台灣人的定位。

水墨畫的舊稱是「中國畫」，大學美術系分組也稱為國畫組、西畫組與設計組，如今西畫改成創作組或油畫組，而設計組有了五花八門的系名，擴大了設計與生活緊密的範疇、藝術與時代的緊密脈動。二次戰後台灣自日本的治理回歸到國民政府，日本引進的膠彩畫目前是東海大學美術系為重鎮，渡海三大國畫家作品的主題故國山水喚起了中國來台人無限的鄉愁，我想起巷口喊著小姑娘的那群外省老兵們，口中的故鄉也是大山大水的壯觀，沒離開客庄青少年的我半信半疑，他們部份在青少年之際離開父母隨著軍隊來台，

家鄉省份的輪廓真的記得清楚嗎?

是不是鄉愁讓家鄉的泥土都是芬芳?

於是，部份來台的畫家領悟到繪畫不是國粹的圖案，不應該是傳統守舊的立場，應該是正視自己的世代與國際繪畫思潮，於是美援時期60年代的抽象繪畫及70年代照相寫實主義影響到台灣畫壇，藝術是創作者的歷程蛻變還是呼應時代的召喚?

80年代我考上了自己家鄉的公立楊梅高中，高二時分組進入美術班，高三時該屆美術班空前絕後於中壢藝術館第一展覽室展出畢業展，我們是戴武光老師於美術教育界任教第七年的學生，他對於楊梅高中美術班現今升學出色的成果功不可沒。戴武光師是台灣水墨畫的前輩，在他念師範大學時期便以國畫、水彩為系展雙首獎，有幸於高中時期親炙老師的首獎全幅大作工筆畫，驚嘆再三。他也叮嚀我們要讀黃賓虹等人的繪畫思想，明白學生除了學習技巧以外、有自己的繪畫思想與風格更是重要。

     高中時期的同班同學有閩南語、外省第二代，客家人反倒是少數。高中同學當中最遠來自台北與板橋，楊梅國中時期的同學各自散，五專、高工及高中，當年選擇五專的大多不考大學聯考，其餘的則在大學錄取率23-25%的年代裡繼續努力，全國美術系只有五所大學，歷屆四千位美術術科考生，放榜錄取不到千人，曾與縣在任教的華梵大學美術系同學提及此事，他回答正因如此競爭，你們那批美術系畢業後大都成為我們這一代的美術師資。這是21世紀20歲大學生看到80年代美術人的定位，不無道理。

     1984年台北市立美術館成立，發生了李再鈐戶外紅色焊鐵作品被館長擅自漆為銀色事件，理由是某角度該件大型作品近於中共五星旗的聯想，兩年後歐洲著名的眼鏡蛇藝術群來美術館展覽，美術館是我們吸取國際藝術思潮的養份，而《雄獅美術》與《藝術家》月刊雜誌餵養了台灣一代代美術份子。

     台灣歸國人才帶來了法國新電影的思潮，接上了70年代台灣鄉土懷舊題材，也隨著解嚴開放兩岸於第三地(香港)探親，將台灣的電影主題轉向兩岸人倫離合的五十年，以及台灣鄉鎮裡的地方故事，例如九份、三義與美濃等。高中時期的我無法料想得到我的大學解嚴了，國際連鎖店與成衣量販店開始進駐台灣，麥當勞、主婦商場等。回想起來政府逐步地開放自己進入國際，台灣藝術文化建設的少有基地-國家音樂廳、戲劇館開館了，模組式經營模式的經濟進入城市，強調服務業為上的商業經濟，伴隨股市萬點、瘋狂樂透精彩了我的大學生涯。

高中美術班時期，時聞許多美術前輩的成績，他們是我們考上大學勵志的故事，在沒有考上大學之前我們甚麼都不是。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