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的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

『法制』是民主的基礎，但有越來越多的學者（例如哈伯瑪斯[Habermas,1975]與密力班[Milliband,1974]質疑法制的合法性，擔心法制會不會成為另一種『宰制』，從批判學派的觀點而言，社會處於長期不同利益集團的衝突之下，獲得主領導者，較能有效地透過立法來維護本身的利益，這樣的立法是具有強制性的，弱勢團體不得不從。

除了『合法性的危機』之外，社會由於科技的進步，使人過度地信任專家與科技，以及資本家利用財富來影響輿論等，都可能使我們的社會陷入哈伯瑪斯所謂的『經濟危機』、『理性危機』、『認同危機』、與『動機危機』之中。『經濟危機』來自對各種公共建設的財源困境，以及各種建設之優先順序（公平性）的問題，公共建設常是偏袒有較多民意代表的城市。『理性危機』是對政府是否明智的懷疑，尤其在制定、管理與實踐各種公共計畫時，是否受到不相干的因素涉入（利益關說、政治力、民眾抗爭）。『動機危機』涉及社會文化系統層面，懷疑政府的各種作為是否真正可以引導人們『向上提昇』，改良社會文化。這些懷疑並非是空穴來風，應當是社會過度『物化』與『異化』之後，人們深刻體悟之後所發出的吶喊。片中的典獄長利用外役制度中飽私囊就是一種合法性的危機。

『選擇的關卡』

回到片中的情境，如同上述，這麼多的手段都是用來瓦解囚犯的意志，以便管理當局的權威能夠強力地穿透，而形成一種只有集體意識，而沒有個人意識的文化。儘管人天性愛好自由，但在如此強大壓力與孤立的環境中，究竟有幾人可以全身而退?悠悠的監獄歲月不斷啃噬著人的心靈，轉眼間已不再是當年血氣方剛的年輕小伙子。歲月似乎是靜止的，而希望是遙不可及的遠方星辰。於是人必須作決定，他面對一個『選擇的關卡』: 要繼續保有希望或完全放棄希望，也就是要不要保留自我的完整性。多數人選擇放棄自我，即黑人獄友宣稱的被『制度化』，然而片中的銀行家囚犯卻選擇不放棄希望。筆者感到興趣的地方在於他何來的堅強信念與毅力?又他如何在險惡的環境中維護純真? （自信的人格特質吧！）

靈性與自由

首先我們得從銀行家的特質來解讀，才能理解其與眾不同的行為模式。他是極端聰明、具有人文素養、堅持原則又能反省的人。簡單的說，這些特質使他比其他囚犯更具有『靈性』。羅洛‧梅說：『易卜生說：『自由只有從靈性的觀點才會成熟。』。但同樣真實的是，只有藉著自由，人類的靈性始為可能。沒有自由，就沒有靈性；沒有靈性，就沒有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自我。』（龔卓軍、石世明，民89，p.320）。我們說『人為萬物之靈』，當然強調的是『靈性』的作用而使人與非人之間有所差異。靈性是偏向精神層次的，包含了：智慧、自由意志、理性、愛與關懷、慈悲、寬恕、同理心與勇氣等。是靈性幫助銀行家從事不同的思考方式與選擇，他選擇不將自己命運的主導權讓渡給環境或典獄長，而由自己掌控生命的方向。在經過長期的計畫、忍耐，突破重圍而逃出監獄後，那位黑人獄友感慨的說：『有些鳥兒天生是關不住的，當翅膀長硬之後，就會飛出去，在藍天遨翔。』

『集中』

在獄中幾乎所有的本能都被壓抑，必須找一些事情做，以防自己發瘋。讓自己專注於某種活動上，可以達到『忘我』的境界，暫時由挫折的環境中抽離出來。銀行家所從事的『集中』活動包括幫所有獄政人員填寫所得稅表格，不斷地寫信請求各方資助設立獄中圖書館，幫助獄友通過識字鑑定，以及雕刻石頭等。這樣不斷的付出，當然也會贏得友誼，但除了打發時間之外，尚有一個重要的心理機制─讓自己覺得生活是有意義的，以及自己是重要的。在申報所得稅之前幾乎附近的獄政人員都要靠他才能完成填表的工作，而且也期待銀行家能夠盡量地幫他們節稅，甚至向他請教投資理財。從某一個角度觀察，當時獄政人員與銀行家的權力倒置，在某些方面，銀行家具有操控眾多獄政人員的能力，如此則大大提昇其『重要感』，他不再是nobody,而是somebody。獄方不得不對他另眼相看，至少給予非常輕鬆的工作（圖書館管理）。

在不斷地寫信給各種機構多年後，終於得以辛苦地建立獄中圖書室，他的努力與意志力同樣獲得管理人員的欽佩，囚犯們紛紛貢獻自己的能力幫忙分類書籍、裝飾圖書室。而一向嚴格的獄方也肯空出場地讓其成立圖書室。如此種種，使圖書室由無到有，並吸引眾多囚犯駐足，是一番了不起的成就，其意義自然重大。

銀行家熱衷於助人的活動，使他在枯燥的生活中尋得生命的意義，這樣的『集中』方法是利人利己的，必須投入無比的熱忱、毅力與智慧才得以竟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