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1月18日 來源：搜狐財經

搜狐財經4：您認為改革的下一步怎麼辦？如何找到突破口？

崔之元：我認為可以借用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自由社會主義”概念來形容下一段的國情走向。我覺得重慶已經初步地形成了“自由社會主義”。我想指出一個歷史事實：現任重慶市人民政府市長黃奇帆在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最後一站上海時任浦東新區管委會副主任，擔任記錄員，不少他記錄的鄧小平談話要點發表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重慶的一個特色是“國資增值與藏富於民攜手並進”。重慶國資總量從2001年的1700億元增長到2010年的1.20兆元，再到2011年1.50兆元，躍居全國地方國資第四位。但在重慶並沒有出現“國進民退”的情況，而是“國進民也進”。這可以從下面的例子來說明：

    重慶鄉村基速食連鎖公司於北京時間2010年09月28日晚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為第一家在美國上市的中國速食連鎖企業，也是第一家在美國上市的重慶企業。鄉村基招股書顯示，創始人李紅和張興強夫婦持有鄉村基5320萬股，比66.40%，近200位鄉村基的中層管理人員，2010年初以每股一美元的價格，獲得了公司“原始股”，而李紅也被稱為“重慶上市企業最慷慨老闆”，因為她拿出超過7%的股權進行了員工股權激勵，總價值約三億元人民幣。鄉村基的成功固然主要來自李紅女士的經營方略。鄉村基的門店數已飆升至101家分店，被譽為“中國的麥當勞”，其中56家位於重慶，31家位於四川，14家位於西安、武漢、長沙、上海等地。但是，鄉村基得以享受國家西部大開發稅收優惠政策可能也是它成功的因素之一。

    國務院前副總理曾培炎去年出版了《西部大開發決策回顧》一書。他說：“西部大開發中，國家陸續出臺了一批推動國內外社會資金流向西部的政策，其中稅收優惠政策最具含金量。政策規定，對設在西部地區國家鼓勵類產業的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在一定期限內，企業所得稅減按15%的稅率徵收”，而當時全國的企業所得稅率是33%。初看起來，鄉村基似乎不在“國家鼓勵類產業”目錄中，但“重慶市國家稅務局關於進一步貫徹落實西部大開發稅收優惠政策的通知”卻使鄉村基得以接受15%稅收優惠政策。該通知中的關鍵段落是：“促進市級重點工業企業的發展。凡經重慶市人民政府確認的重點內外資工業企業，除國家限制或禁止的投資專案外，從2003～2010年期間，減按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在上述政策執行中，對不能明確界定為鼓勵類的產業，內資工業企業只要經重慶市經委審核確定、外資工業企業只要經重慶市外經貿委審核確定為鼓勵類產業的，也可按上述規定執行”。可見，重慶的確是“用好用足”了中央的西部大開發稅收優惠政策，以低稅率吸引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來投資。最近，重慶市又請示國務院並獲批把15%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延長到2020年。

    重慶市政府之所以有底氣，敢於堅持用低稅率吸引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是和重慶國有資產的大幅增值有關的。在重慶，國有資產發揮了“第三財政”作用，“八大投”等國有企業直接從事修建大學城、大劇院等原屬“第一財政”的工作。不僅如此，近年來，重慶市委市政府基於“實現經濟增長與民生改善的良性迴圈，又好又快與公共正義的有機統一”的創新思路，推出“十大民生工程”、“共富12條”和“民主法治15條”等系列政策措施，已經呈現出經濟增長與民生改善良性迴圈的態勢，這些方面的進展都得益於“國進民也進”的經濟制度基礎。

 搜狐財經5：重慶已經走在了全國前面是嗎？

崔之元：重慶近年來不少改革舉措在全國都是領先的。例如：重慶率先在全國啟動最大規模的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建立住房供給“雙軌制”，在全國率先大規模建設公租房，進行房產稅改革試點。重慶設立了全國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農村土地交易所，率先開展了“地票”交易。推行林地、宅基地、承包地“三權”抵押貸款，在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上邁出了重大一步。重慶組建了30億元資本金的興農融資擔保公司，“三權”抵押貸款達到180億元。去年，重慶共發展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817個，建立起農民按股份分享經營收益的體制機制。再如，重慶出臺了發展微型企業的政策體系，扶持返鄉農民工、大中專畢業生等九類群體自主創業。現已創辦微企五萬戶，帶動35萬人就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重慶國資委對微企每年無償拿出一億元國有企業利潤作為資本金補助，是國資“社會分紅”的一種體現。這些舉措都需要國資發展以及“國進民也進”的經濟制度基礎來支撐。

    這恰恰和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的“自由社會主義”不謀而和。米德認為，公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可以降低政府對稅收、國債的過度依賴，提高經濟的整體效率。國家如果不能依賴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則只能依賴稅收。但稅率過高會降低個人和企業工作和創新的積極性。這樣國家不得不依賴發行國債。但國債過高後又會抬高利率，不利於生產性投資。可以香港為例來直觀說明米德的關於公有資產收益和稅收的關係。香港連續數年被國際評級機構評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因為香港稅率很低，鼓勵人們創業和增加工作努力。但人們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稅率同時又能給居民提供免費的基本醫療，是因為香港政府有一大塊公有資產--土地，其土地使用權的市場拍賣收益為政府所有。將國有資產，稅收和國債三者做整體通盤的考慮，通過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來降低稅率和減少國債，是米德對“自由社會主義”（就像我們所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理論貢獻。

    “自由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不同，它不是依賴高稅率來再分配，而是依賴“低稅率”和“公有資產的市場收益”來同時實現效率與公平。重慶正在進行的“自由社會主義”實驗的規模要比香港更大，在維度上也更為豐富。它值得全國人民密切的熱情關注。如果我們加強對國有資產的民主監督，同時使國有資產增值有一部分進行“社會分紅”，那麼，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會更完善。目前，世界上社會分紅最大規模的發展，是在美國阿拉斯加州。哈蒙德州長二戰間在中國當飛行員，1979年鄧小平親自接見過他。大家知道，阿拉斯加的石油是歸全民所有的，石油開採權拍賣收益，分給阿拉斯加每個居民一個社會分紅。因為有公有資產的收益，阿拉斯加州取消了州個人所得稅。阿拉斯加社會分紅的實踐從1980年到現在已有近30年，最高在2000年，一個阿拉斯加居民的年底分紅將近兩千美元，如果一對夫妻加兩個小孩一年就有八千美元。我近年來一直呼籲借鑒阿拉斯加經驗，建立“中國人民永久基金”，以公有資產增值為基礎進行全民社會分紅。“國資增值與藏富於民攜手並進”的重慶經驗，如果進一步和“社會分紅”實驗相結合，可能會有更令人興奮的發展。

 搜狐財經6：這麼說，您認為重慶現在的發展模式值得推廣？

崔之元：我傾向於使用“重慶經驗”這個詞。前面所說的重慶經驗在今天是有普遍性意義的。我將這種普遍意義稱為“制度與政策創新的潛在可能性與實現機制”。社會主義優越性如何具體落實到實踐中去？這不是一句空話，重慶經驗就是把社會主義制度與政策創新的潛在可能性變成了現實性。前面分析的“ 國進民也進”這一“自由社會主義”創新就是典型的例子。

    關於重慶的改革經驗我此前寫過一些初步的探討文章，也在重慶掛職鍛煉了一年多時間。我曾有一篇文章題目叫“重慶經驗進行時”，也就是說，重慶的改革發展和探索還在進行中，重慶改革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來的那些經驗也在進行中。重慶值得關注的探索經驗還有一些，比如“地票交易”。重慶地票交易的本質是土地的發展權轉移。我認為，地票不是形式上的土地供應量計畫指標，而是土地“發展權”指標。發展權是不同於所有權和使用權的“轉變土地用途”的權利。通過“地票”，重慶已經在實踐上隱含地承認了農民擁有部分“土地發展權”，因為開發商必須買“地票”——農民的部分“土地發展權”——才獲得參與競標城市建設用地使用權的資格。這對於正在修訂中的中國“土地管理法”具有重大意義，因為現行的“土地管理法”尚無“土地發展權”的概念。

    美國一些州實行土地“發展權轉移制”：在一個社區內，按照規劃進行開發的土地所有者，必須從按照規劃加以保留的土地所有者那裡購買足夠“份額”的土地發展權，方可進行土地開發。重慶的地票對農民在城鄉建設用地指標上所作貢獻的一種創新性的補償方式，實際上是對農民土地發展權的隱含認可和發展權市場價值的實現。西方也沒有出現土地發展權的交易所，只是在美國的一些州，有一些局部的交易。因此，重慶的土地交易所不僅在中國，在全世界也是一項重大的制度創新。

    如果說深圳和上海分別是中國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象徵的話，重慶則展示了21世紀頭十年中國的發展勢頭。發明“中美國”一詞的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弗格森2008年說的如下一段話很生動地抓住了人們的“重慶想像”：在次貸危機爆發一年之後，我訪問了“中美國”的東部即中國。沒有地方比重慶更反映中國的高速發展。重慶地處長江上游，是當今世界增長最快的城市。在我以前對中國的訪問中曾見證過不少令人驚歎的建設場景，但重慶速度使上海和深圳都略顯遜色。有趣的是，重慶之行促使弗格森改變了他的“中美國”理論。在“中美國”中，中國的功能是儲蓄，美國的功能是消費，因為中國沒有足夠大的國內市場。但是，弗格森在地處西部和內陸的重慶所見到的“令人驚歎的建設場景”，使他認識到中國國內市場的巨大潛力，從而預示著“中美國”的終結。

    我認為，重慶使弗格森改變“中美國”理論是意味深長的：國務院2007年批准重慶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的目的之一正是啟動國內市場，因為城市居民的消費水準數倍於農村居民，從而使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從出口導向轉變為以國內消費為主。2011年0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宣佈了第12個五年規劃，以改善民生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成為基本國策。在這個意義上，重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的一些做法和經驗，可以被理解為“局部向整體漸進”，是有前瞻性意義的改革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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