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1月18日 來源：搜狐財經

    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並發表重要談話，總結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明確回答了經常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十四大為標誌，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搜狐財經在鄧小平南巡20周年之際，特別專訪到清華大學公共管理系教授崔之元先生，為我們解讀小平南巡後的中國發展。

搜狐財經1：在鄧小平南方談話20周年之際，很多人內心觸動很大，您是如何看待南巡的實質意義？

崔之元：可以說是感慨萬千。我想先從正在讀的一本鄧小平的新傳記說起。傳記的作者是美國哈佛大學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他在克林頓總統任期內還是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他從2000年開始寫鄧小平的新傳記，花了11年時間，訪問了中美兩國許多和鄧小平熟識的當事人。該書的很多情況中國和美國的多數讀者是聞所未聞的，如巴拿馬運河和中美1979年邦交正常化談判竟也有密切的關係。

    鄧小平南方談話在這本傳記中佔有突出地位，專闢一章，標題叫做“鄧小平人生舞臺的最後一幕：1992年南方談話”。其中傅高義對鄧小平1992年01月17日離開北京，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於02月21日回到北京這段時間，進行了詳細考證，並對為何“鄧小平年譜”沒有記載1992年01月26日和01月28日兩天鄧小平的活動作出了自己的解釋。傅高義高度評價了鄧小平南方談話，認為在大背景下，鄧小平鎮定自若，加快改革開放的速度，使中國轉危為安，執政黨擴大了群眾基礎，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

    他仔細梳理了鄧小平南方談話和1992年06月09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的“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同志的重要談話精神，把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講話的關係，解釋了為什麼1992年10月12～18日召開的中共14大正式提出了“鄧小平理論”的說法。我特別感興趣的是傅高義對“鄧小平理論”和“實用主義”關係的理解。他說，“大家都知道，鄧小平是個實用主義者，不是意識形態專家；和共產主義世界的許多領導人不同，他不認為有必要先成為一個理論家才能擔當最高職位”。傅高義認為，中共14大“鄧小平理論”的說法旨在說明“實用主義”恰恰正是最深的“理論”。

    這不由使我想起20世紀最著名的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在1919年05月01日，也就是“五四運動”爆發的前三天，杜威來到中國訪問，由於對中國的巨大興趣和關切，他把訪問不斷延長，在中國的11個省做過講演，當時中國只有22個省，因此杜威走遍了半個中國，兩年零兩個月後才回美國。杜威對20世紀中國的教育思想和實踐有者重大的影響，我所在的清華大學第一任教務長張彭春就是杜威的博士生。杜威對中國的政治哲學也有深刻影響，他的“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在1920年代就成了知識界的名言。不過，胡適在宣傳杜威時過於簡單化，以致1919年和李大釗發生了著名的“問題與主義”的論戰。

    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說自己和胡適介紹的杜威觀點有的“完全相同，有的稍有差異”。瞿秋白在“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中說：“中國五四前後，有實驗主義出現，實在不是偶然的。中國宗法社會因受到國際資本主義的侵蝕而動搖，要求一種新的宇宙觀和人生觀，才能適應中國所處的新環境----實驗主義哲學，剛剛用它的積極方面來滿足這種需要”。瞿秋白的“實驗主義”可能是比“實用主義”更好的譯法，避免了“實用主義”給人的庸俗和缺乏理想和價值觀的誤解。不過約定俗成，這麼多年都譯為“實用主義”，我也姑且用之吧。

    我想強調的是，“實用主義”的精髓是“手段”和“目的”的相互依賴和對兩者的認識都不斷在實踐中深化。杜威強調不僅在給定的目的上要不斷探索不同的實現手段，同時在實踐探索中要深化甚至改變對原來目的的認識。我舉一個格林斯潘的例子，在這次金融危機之後，格林斯潘產生了一個對“手段”認識的大變化。大家知道，格林斯潘原是最相信徹底自由化、私有化的。但是金融危機爆發後，他承認自己有錯誤。他最有趣的新觀點是認為，只有通過國有化才能夠迅速解決美國經濟Ｗ型，也就是二次探底的危險。他的理由是，美國經濟復甦緩慢，關鍵在於有毒資產壞賬不能迅速剝離。因為美國政府的救市基金TARP是由7000億美元的納稅人的錢買的，是公有資金，當它來買壞賬的時候，那些花旗銀行等的股東大部分都是私人的。現在市場的價格，在金融危機之前一美元的資產在金融危機之後只有0.11美元，花旗銀行那些股東就想再等一等，看0.11美元能不能恢復到0.50美元，那時候他們再賣。這些私人股東不願意出手的話政府就很難剝離這個壞賬。於是，格林斯潘就想通過國有化來迴避和繞開有毒資產的定價問題，因為你把花旗銀行本身全部或者部分國有化之後，政府的7000億基金本來是公共基金，來買壞賬的時候的定價就沒有那麼重要，因為雙方都是國有的或者大部分國有的。這就像一個人從左口袋到右口袋，你的定價高了或者低了都無所謂，因為雙方都是國有的。這樣就能夠迅速的剝離壞賬，使經濟迅速復甦。

    格林斯潘的建議非常有創意。但是他還是強調這是暫時的國有化，他最終的目的還是要重新私有化。所以我說要從實用主義哲學來看，格林斯潘並不僵化，他也認為要國有化。但是他認為是這只在手段上的創新，目的還是基本不變。但假設格林斯潘認為暫時國有化後再重新私有化的時候，不必全部私有化，比如現在美國最大的保險公司AIG已經有79%國有化了，在重新私有化的時候只有40%私有化，仍然保持部分的國有化。假如是這樣，才符合杜威“不僅要探索手段，而且要深化，甚至改變對目的的認識”的觀點。這樣美國也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了。這樣理解實用主義，我覺得才能看出鄧小平南方談話的重大意義所在。

    鄧小平南方談話中特別重要的是如下一段話 :“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畫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對大家講這個道理。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麼，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從“實用主義哲學”來看，鄧小平這段話體現了對“社會主義”這個“目的”認識的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要大大高明於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目前還是“新民主主義階段”的觀點，因為後者沒有在實踐中深化對“社會主義”這個目的的認識。有一種觀點認為鄧小平南方談話的要害就是不問“姓社姓資”。但這種觀點我不能苟同。我認為鄧小平所說的“不爭論”指的是不做脫離實踐的純概念之爭，而不是在總結實踐經驗時也不問“姓社姓資”。

    根據“鄧小平年譜”下卷第1340頁，在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最後一站上海，他語重心長地說：“到本世紀末，上海浦東和深圳要回答一個問題，姓社不姓資，兩個地方都要做標兵。要回答改革開放有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資本主義。這是個大原則…實踐這個標準最硬，它不會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實來回答改革開放姓社不姓資”。我為鄧小平這句話所深深感動，覺得他把“實用主義”哲學的“手段--目的”辯證法發揮到了極致，既在實踐中深化著對“社會主義”目的的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又堅持著社會主義的崇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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