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1月18日 來源：搜狐財經

搜狐財經2：評價一下南巡20年來的改革進展，尤其是這10年，有人說這10是改革休克的10年，您同意不？

崔之元：這一問題涉及到如何理解改革。從“實用主義哲學”的“手段--目的”辯證法來看，我們不能把“改革”狹隘地先驗設定為必定如何讓如何。這裡舉一個中國農村選舉的例子。1990年代，西方有一部分學者看到選舉中當選的村民委員會主任仍然有70%左右是中共黨員，他們就認為這個選舉一定是假的，沒有實質意義。但我認為，這樣的選舉結果有相當大的理論和現實可能性。為什麼這麼說？我們不要把西方看成是靜止的。現在在美國已經出現一個趨勢，由於網路的發達，每一個選民在投票的時候，往往是根據一個候選人的政策主張，而不是根據這個候選人屬於哪一政黨來做決定的。比如說，一個加州人選州長時把票投給共和黨的史瓦辛格，但在選總統時選擇的卻是民主黨的歐巴馬。這說明什麼問題呢？

    在網路不那麼發達的時候，知道候選人屬於什麼黨，對選民來說，往往有一個節約資訊成本的作用。而現在的情況是，人們要瞭解每個候選人的觀點變得越來越容易，成本越來越降低，所以在全世界範圍內出現了相同的趨勢，即實際上政黨認同已經相對下降。我認為，意識到這一趨勢對於觀察中國農村選舉的意義就在於，中國70%農村的黨員能當選村委會幹部，可能不是因為他是黨員當選的，很可能是他對村裡如何修自來水、如何修這條路很熟悉，才能夠在競爭中當選。因此，不能因為他作為黨員當選了村長，就證明是黨在操縱選舉。

    我認為現在的農村基層選舉，處於一個更加開放透明的過程中。沒有理由認為，候選人的政黨身份有那麼多的重要性，也沒有必要認為，有好多黨來競爭才能民主。也就是說，不能把民主的定義直接定義為多黨競爭，因為多黨競爭是民主的一種形式，但是並不是民主唯一的形式。

 觀察其他領域的改革，也是同樣的道理，不能認為改革就只有某一種唯一式。我們的思想要更為解放一點。

 搜狐財經3：有人說您是新左派代表人物。您對當前中國面臨的矛盾怎麼看？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麼？

崔之元：這裡先對新左派的說法做一點說明。“左”“右”這兩個概念比較複雜，而且至少從我個人來說，沒有使用過“新左派”這個詞。

    “新左派”這個詞在中文語境中第一次出現是1994年。當時我在香港出版的《21世紀》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叫《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文章，同時部分內容拿到《北京青年報》發表。當時發表這篇文章的編輯楊平，寫了一篇評論，認為這篇文章表明《中國出現了新左派》。到1997年以後，汪暉寫了一篇《中國現代性的問題》，“新左派”這個詞被用得越來越多了。既然大家已經用了這麼多，我個人也沒有去否定。但是我想有一個主動的界定，在西方的意義上來定義“左＂。法國大革命之前有一個三個等級的制憲會議。坐在國王右邊的是比較保守的貴族、僧侶階級；坐在國王左邊是第三等級，代表平民、大眾的立場。從開始的意義來說，“左”就是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坐在國王左邊的那個階級。因此，如果從當時法國坐在國王左邊、代表平民的利益和追求的意義來定義“左”，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把新左派理解為保守的、反改革的，我就不接受。我認為，對社會主義政黨而言，最大的危險是偏離群眾路線，對人民的呼籲不能有效回應，失去其群眾基礎，也就會失去執政之基。社會主義政黨的基本特點是開放的、來自社會各階層的、有群眾基礎的政黨，並且堅持群眾路線，對人民的呼聲與訴求有本能的回應，有對“為人民服務＂的本能訴求。這也是社會主義政黨同其他類型政黨的關鍵不同，因此對應的政治體制會有所不同。

    社會主義政黨的這一特點並不大為人所了解或重視。從歷史來看，政黨與群眾的關係並不是那麼簡單。近代英國的托利黨和輝格黨，不能申請入黨，只能被邀請（ByInvitation）入黨。直到現在，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仍然不能申請入黨。一般民眾能申請入黨的歷史性開端，是1891年俾斯麥將德國社會民主黨合法化。在此之後，所有人都可以申請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眾所周知，德國社民主黨是倍倍爾領導創立的社會主義政黨，她的建立和發展都得到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與指導。今天的歐美政黨與群眾之間的關係也很不同，例如，美國共和與民主兩黨只是在選舉時臨時註冊黨員，不需要申請，不需要繳納黨費，也沒有長期的、固定的黨員身份，實際上並沒有組織化的群眾基礎；而歐洲國家如德國、法國的社會民主黨黨員均有黨證，並需要交黨費。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是開放的，黨員來自社會各階層，因而有群眾基礎。

    近年來，福山和湯馬斯‧傅利曼等人對政治體制的思考發生了有趣的變化，對中國政治體制的觀察頗有耐人尋味之處，他們從防止互相制肘、提高行政效率的角度，對美國政治體制有所反思，也重視中國所謂“威權制度”的有效性。但即使他們，對社會主義政黨與群眾的關係的深刻之處仍然缺乏了解。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赫希曼是個例外，他對政黨體制有著極為深刻的研究。他在《轉變參與》中深刻地分析了選票政治的弊端。在他看來，1848年普選權的建立實際上是保守措施，選票可以分散、轉移、轉化很多社會矛盾，對國家統治更有利。有一幅畫非常形象，畫的是“有了選票就可以不扔石塊＂。然而，“選票會使那些直接的、強烈的、 '刺眼' 的政治行為失去合法性，而這些行為實際上卻行之有效並符合人們心＂，造成帶來政治推諉與行政低效。更重要的是，普選權建立後，選舉制度從公開投票轉變為秘密投票，以避免弱勢選民被收買或被強權挾持，而這意味著普選的建立以“損失公開表達公共精神及參與熱情的機會＂為代價。

    沿用赫希曼的另一套術語，這意味著政治上極大地強化了退出機制，極大地弱化了呼籲機制，這一弊端也為當時的主流進步人物如斯圖亞特‧穆勒所詬病。赫希曼的《退出、呼籲與忠誠》一書尤其重視呼籲機制。在競爭與市場中，退出被認為是最有效的措施，是競爭抑制壟斷的有效手段。不過，“競爭也不一定抑制壟斷，反而因為擺脫愛找麻煩的消費者讓壟斷更舒服＂，在政治上，某些選民改入他黨（退出），讓大黨可以“屏蔽＂很多呼聲，因而更更舒服，實際上不利於大黨的進步。考慮到這一點，並加上忠誠因素，會發現呼籲往往更重要。呼籲的強度因忠誠度而不同，也因政黨政治表現和問題嚴重性而不同，但可以增加政黨與群眾之間長期性的實踐互動（不僅僅表現在選舉期間），往往會取得比簡單退出更好的效果。呼籲與忠誠可以構建政治與社會的互動機制，是協商民主或慎議民主發揮作用的重要機制。社會主義政黨因其群眾路線，在實踐中與人民聯繫緊密，有可能建立更有效的呼籲機制，因而協商民主在社會主義國家有更大的發展空間。與群眾路線相結合的呼籲機制，可能是社會主義民主優越性的重要實現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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