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是內需不足、出口導向、房地產泡沫、流動性過剩等的始作俑者。我們來逐一分析。

　　工資佔GDP比重的下降，自然導致消費佔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導致內需相對下降。這個下降趨勢發生在如下背景中:富有階層奢侈成風。以世界上那些著名的奢侈消費品為例，都把中國市場當成搖錢樹，中國市場成了它們下金蛋的大母雞。許多奢侈品專門有中國市場價格，也就是說，專門針對中國有錢人抬高價格。據我觀察，在美國購買歐美著名品牌，即使扣除關稅因素，也比在中國便宜很多。所以，如果扣除富有階層的這些奢侈消費，中下層的消費佔GDP的比例，下降得更加嚴重。

　　內需的相對下降，使得國內市場容量太小，導致了出口導向，形成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出口導向換回大量外匯。這些外匯再從央行手裏換出大量的人民幣。出口導向就這樣推動央行的印鈔機，導致流動性過剩。有人估計，僅此一項，央行多發了超過12萬億人民幣。

　　同時，收入分配不公，工資相對萎縮，資本收益大幅度增長，導致財富高度集中。財富高度集中+流動性過剩，導致大量的閒錢出現。在內需不足的情況下，這些錢向哪兒流動？要投資實體經濟，內需不足，產品很難賣出去，弄不好還會虧本。所以這些無法流入實體經濟的閒錢，最後流入了房地產，流入了流通領域。這就吹出了房地產泡沫、催生了通貨膨脹。這些泡沫和通脹，反過來導致更嚴重的貧富懸殊和流動性過剩，從而刺激更嚴重的泡沫和通脹，形成惡性迴圈。

中國經濟就出現了財富高度集中 + 流動性過剩的雙星座

　　財富高度集中和流動性過剩，分開看已經是大問題，二者同時出現，它們的巨大動能就呈幾何級數增長。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少數擁有巨大社會財富的人和機構，可以通過摃桿效應將巨大的流動性集中起來從事投機。巨大的流動性具有像洪水一樣的衝擊力，一旦流向某個領域，將導致巨大的泡沫，最後衝垮一切。打個比方吧。流動性過剩如同下暴雨，財富集中如同地勢陡峭，如果暴雨下在平原上，固然容易成災，但由於地面平坦，雨水比較分散，還有可控性;但是如果下在山區，雨水被集中起來形成一個又一個的堰塞湖，控制不好，瞬息之間就潰堤而去，讓一切崩潰。你看看當今世界，任何經濟體一旦出現這個雙星座，哪一個逃脫了泡沫和危機的命運?

　　貧富懸殊，流動性過剩，加上通脹是當今中國經濟最大的風險。而它們的根就在收入不公。是誰綁架了中國經濟？是收入分配不公綁架了中國經濟！它導致了貧富懸殊，導致內需不足，導致出口導向，導致流動性過剩，導致房地產泡沫和通貨膨脹。要根本解決中國的經濟亂象，關鍵就是要從解決收入不公入手，抑制綁架中國經濟的那只不公正的手。而解決這個問題，要雙管齊下: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一起抓。

“富的更富，窮的更窮”這種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方式，催生了“貧富懸殊—內需不足—出口導向”這一惡性迴圈。我們把它稱為“鐵三角”。具體講，貧富懸殊導致內需不足，內需不足導致對出口導向的依賴，而出口導嚮導致更加嚴重的貧富懸殊和內需不足。三者環環相扣，催生出許多中國經濟問題。它大規模地製造貧困，大規模地製造內需不足，大規模地製造財富外流，大規模地製造流動性過剩，大規模地製造房地產泡沫，最後大規模地製造通貨膨脹。不僅如此，由於出口導向產業主要集中在世界產業鏈的底部，所以，它還大規模地製造低水準的數量擴張。

這個“鐵三角”是怎樣形成的呢?

　　從歷史進程來看，出口導向戰略是分配不公、貧富懸殊擴大、內需不足的產物。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出現了兩股風潮。一是工人大批下崗。許多職工由於失去工作和社會保險，迅速淪為貧困階層，導致消費需求嚴重不足。二是國有企業大批倒閉，原有產業鏈迅速斷裂，導致產業需求嚴重不足。當時經驗不足，再加上又確立了通過擴大差距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思路，沒有切實看到貧富懸殊、內需不足的嚴重性，而是另尋出路，從增加總需求的思路出發，向海外市場尋求突圍。出口導向戰略由此形成，成為內需不足的替代品。

　　後來，由於缺乏必要的配套措施，加上某些市場化和私有化過程，過度刺激了贏利動機，中國經濟開始步入了“非就業”繁榮和“低工資”繁榮。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出現了越增長，貧富懸殊越大，內需越相對萎縮，對海外低端市場依賴越嚴重的困局。“鐵三角”就此開始牢牢鉗制住中國經濟。

　　這個“鐵三角”猶如一部財富擠壓機，將財富從內地擠向沿海，從窮人擠向富人，從中國擠向國外，導致巨大的內外不平衡，導致中國經濟嚴重二元化。一方面是內源發展不足，一方面是出口導向畸形繁榮;一方面是極端的富有，一方面是相對的貧困;一方面是空前的繁榮，一方面是比較尖銳的局部不和諧;一方面是內需不足，一方面是房地產泡沫和通貨膨脹。中國經濟的這個“鐵三角”，也可從經濟學上得到解釋。根據宏觀經濟學，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公式:貿易餘額=GDP - 消費 - 投資 - 政府支出

　　這個公式的經濟學含義非常簡單。一個國家的貿易狀況由消費、投資和政府支出決定。當這三者的總和大於GDP的時候，上述等式的右邊就是一個負數，該國家就出現貿易赤字;反之，當消費、投資和政府支出小于GDP的時候，這個國家就出現大量貿易盈餘。讓我們看看中國的投資、消費和政府支出同大規模貿易盈餘的關係。

　　首先，投資充足。中國投資佔GDP的較大比重，從數量關繫上講，不太可能是導致貿易盈餘的主要原因。其次，消費不足。由於分配不公導致貧富懸殊，中下層消費不振，中國居民總消費佔GDP的比重出現長期下降，長期相對萎縮。最後，政府支出不足。本來，政府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間接改善收入分配、緩解貧富懸殊的作用。但是，隨著許多公共產品的產業化和社會保障體系的解體，相當大一部分原先的政府支出要求工資收入者自行承擔。政府支出的不足，間接擴大了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所以，中國持續大規模的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是: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不公帶來的消費相對萎縮和公共支出不足。

　　消費相對萎縮和政府支出不足的另一面就是財富高度集中、貧富懸殊急劇擴大。財富高度集中帶來了一個重要經濟現象，那就是社會儲蓄增長過快。過去幾十年，中國的國內總儲蓄率呈現強勁增長的趨勢。在分析中國社會儲蓄強勁增長時，我們要注意一個關鍵問題:誰的儲蓄率在強勁增長。

　　據世界銀行駐北京經濟學家路易•奎伊斯的研究，中國家庭儲蓄在GDP中所佔比例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21％下降到了2006年的15％。而涉及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儲蓄率則已經從超過30％下降到了25％。奎伊斯講的還是中國家庭儲蓄這個總量，如果考慮到分配不公，中下層儲蓄率下降的速度比這還要快。所以，社會儲蓄的強勁增長，主要是富有階層和企業儲蓄的強勁增長，它是財富集中的標誌。

　　所以，從經濟理論來講，這些直接或間接的收入分配不公導致了內需不足，相當於強制性地將本來屬於中下層的蛋糕中的一部分，擠壓出來變成少數人的財富，形成財富集中，變成經濟總體中的過度儲蓄。這種過度的儲蓄，流向了國外，變成貿易盈餘。這就形成了我們所說的“鐵三角”。

　　“鐵三角”不是簡單的理論推論，有數據為證。有些人認為中國的貿易盈餘太高或儲蓄太高是由於文化的原因。有些人甚至公開感嘆，要讓中國人花錢太難。好像中國的普通家庭有錢花不完;似乎中國人節儉的傳統應當為過度增長的貿易盈餘負責;似乎我們祖先的節儉美德也應當為此負責;似乎讀者中那些平凡普通的你我他要為此負責。其實，這不是一個文化現象，這是一個分配現象，是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導致的。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的居民儲蓄佔GDP的比例幾乎沒有什麼變化，而貿易盈餘在同一時間內每年以兩位數字增長。所以，普通人的儲蓄或節儉不是導致大量貿易盈餘的原因。從2000年到2008年，中國的貿易盈餘增長了12倍，而公司存留的利潤增長了8倍，中國還以世界一流的速度製造出世界頂級的富翁。有人估計中國億萬富翁的數量，同俄羅斯並列世界第一。在製造億萬富翁方面，中國在短短的幾十年，走過了許多國家幾百年走過的道路。這些公司和富有階層的儲蓄是貿易盈餘的主要來源。

　　在這裡，我們聲明，提高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是中國持續發展的關鍵要素之一。我們質疑的是，將這種競爭力建立在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的基礎上，質疑的是這個建立在分配不公基礎上的“鐵三角”。我們提倡建立在公平基礎上的國際競爭力。

　　要解決當前中國的許多問題，必須破解這個“鐵三角”;要破解這個“鐵三角”，必須解決貧富懸殊問題;要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必須實現社會公正;而要實現社會公正，必須下決心解決收入分配不公。這，是解決中國經濟內外不平衡的牛鼻子。

（本文摘自《中國，你要警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