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內傳來一陣陣急促的呼吸和痛苦的哀叫聲，屋外的人緊繃著神經，心裡七上八下地等待結果，原來，這是一個婦人生產時的景象。不知過了多久，裡面傳來娃娃的啼哭。　　「生了！生了！是個胖小子呢！」於是，道喜的道喜，歡呼的歡呼，每個人都是眉開眼笑。

　　這一家喜獲麟兒，而且母子均安，的確是可喜可賀。但是，不是每個人都能這麼幸運，在醫學不發達的時代，婦女生產是極危險的事，有時是嬰兒夭折或是母親犧牲，甚至可能母子雙亡，種種遺憾，不知造成多少家庭悲劇！而台灣的第一位女醫生蔡阿信，行醫生涯中不知救治了多少生命，造福多少家庭！

蔡阿信，台北市人，1899年出生於台灣日據時代。生父在她五歲時過世，母親擬將她送給一位牧師當童養媳，但她卻自己從大龍峒走回萬華母親家。六歲時上私塾學習漢文。八歲時到「大稻程公學校」唸書。十二歲進入基督教創立的台灣第一所女子中學「淡水女學」（或，台灣北部長老教會女學堂），是第一屆的學生。十八歲畢業時，學校加拿大籍女老師建議阿信到日本醫校進修。

在日本一所教會創立的女子學校修習兩年的日文之後，阿信考上日本唯一的一所「東京女子醫科大學」（或稱「東京女子醫專」）。當時留日的台灣學生只有一百多名，女生只有兩、三個。第一次參加留日台灣同學會，竟然找不到半個女同學，全部都是男生，令阿信非常羞赧。但也因為這個機會，阿信認識了幾位後來參與台灣民族運動的熱血青年，其中有一位叫彭華英，後來回台灣後，經蔣渭水的媒說，成為阿信的丈夫。

　　蔡阿信學成之後返台，投身家鄉的醫療事業。「醫藥的不足、衛生習慣不良、觀念的錯誤，再加上人才短缺，多少病患因而枉死，所以，我必須以自己的專業，盡速改善這些現象。」蔡阿信自我期許著。於是，蔡阿信在台中開設「清信醫院」，自宅經營婦產科醫院，但她殷殷告誡院內工作人員：「醫生的職責是先看診，等到結帳時，你們要留意病患的經濟狀況，如果實在繳不出錢，就不必收費了。」此外，蔡阿信決定培育更多人才，彌補人手不足的現象。

　　蔡阿信創立「產婆講習所」。所謂「產婆」，是指協助婦女生產的助理人員。因為，一般婦女在生產時，受限於路途遙遠或是經濟狀況艱困，而無法到正式的醫院去就診，只好把這攸關性命的大事交給產婆全權處理。可是，產婆並沒有接受專業的醫療教育，她們多半憑藉著經驗，再經由前輩指導，就這麼上場擔任接生的工作。「這實在是太冒險了，一旦遇到突發狀況或是棘手的問題，依照產婆的認知，根本不知該如何處理！我不是說她們工作不認真，而是她們根本不明白該如何認真、如何搶時間急救，結果造成人為疏失，究竟該怪誰呢？」蔡阿信不勝感嘆。

　　蔡阿信所培訓的助產士、必須在清信醫院確實地學習一整年，才能結業開始服務，她們的素質高，又具有醫理常識，真是造福婦女無數。當大家感謝助產士的仁心仁術時，更感激的當然就是蔡阿信了。蔡阿信在家鄉成了救人無數的活菩薩，但她並未以此自滿。1937年（民國二十六年）中日戰爭爆發以後，蔡阿信決定遠赴美、加從事研究。「醫生不是上帝，不能決定病人的生死，但醫生應該不斷地尋求進步，因為醫學領域浩瀚無窮，還有太多值得探究呢！」蔡阿信自我期許著。後來她還曾經在溫哥華開業，讓僑界對這位來自台灣的女醫生刮目相看。

　　中日戰爭結束後，蔡阿信在民國三十五年回到台灣，但是，國民政府接收的台灣卻是滿目瘡痍、一團混亂。不久爆發了「二二八事件」，無辜生命死傷無數，蔡阿信看在眼裡、痛在心裡。蔡阿信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位加拿大籍的牧師Gibson，由於時局不穩、社會不安，Gibson一再勸她暫離台灣：「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搞得人心惶惶，『二二八』的慘劇就是明證，現在和共產黨的爭鬥又再度失利，中國大陸完全被共產黨所控，國民政府被逼得退到台灣，但是中共的威脅依舊存在，誰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這些都是時代的悲劇，很難釐清究竟誰是誰非啊！」蔡阿信沉痛地回答。

　　「你身為醫生，職責是救人，但如果遭逢亂世，恐怕連自保都成問題，到時候別人救不了你，你也失去為人服務的機會，那不是很可惜嗎？所以，我們應該先離開這兒，等到時局穩定再回來吧！」Gibson誠懇地說道。

　　蔡阿信在民國四十二年前往加拿大定居，直到最後以九十多歲的高齡辭世，期間她經常返台探望親朋好友，還捐出自己的積蓄，成立「財團法人至誠社會服務基金會」，救助社會上孤苦無依的寡婦。蔡阿信用她的努力和愛心，為自己寫下傳奇性的一生，也灌溉了她鍾愛的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