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14

中國，是台灣長久以來既存的外部威脅，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但是在主觀意願上，台灣人絕大多數希望與這個大鄰或者惡鄰和睦相處，減少對峙，增加理解，這也是一個真實的描述。如何在這兩個矛盾點中整理出最適的生存發展之道，一向是台灣總統最核心的任務。

兩蔣威權時代，沒太多民意說話的份，暫且不論；自台灣民主化之後，歷任總統在卸任後大眾要評斷其功過時，中國關係的處理必然是個要項，其不僅涉及國民尊嚴，經常也牽連內政治理，故而意見的分歧性也最大。以馬英九總統為例，其執政八年所採取的對中政經扈從政策，確實獲得美國以區域穩定為由的肯定，但是台灣人民最終卻給了他個人最低的民調支持，並且在今年大選決定換黨執政，讓國民黨大敗。

即將在五月上台的民進黨政府，必須記取這眼前的教訓，同時也必得記得八年前是怎麼被趕下台的，在這兩者間思索如何找到一條確保台灣最大利益的穩健選項，既穩定外部挑戰，同時更取得人民信賴，進而讓停滯的國家運轉，這責任如果扛不起，歷史的機遇勢必會稍縱即逝。

取信於民的關鍵，無非是主張與立場的一致性。例如，選前的未決爭議，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該如何審議，就是一個很好的檢驗。掌握國會多數的民進黨團已經將黨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送入程序委員會，準備在明天付委。針對條文的內容，最近卻被太陽花學運領袖以及公民團體直指，為何民進黨版草案沒有設計溯及既往、過渡條款？換言之，已經馬英九政府完成簽署的服貿協議，以及正在談判中的貨貿協議，到底適不適用新的監督機制來審查，會不會被動接受前朝談判的結果，民進黨的態度引發了疑慮。

同時，民進黨版條文「行政院函送（協議）文本至立法院審議或備查。」所出現「備查」的字眼，顯欲保留日後的若干行政裁量權，但就因兩岸問題的高度敏感，社會上經過這些年政治權力者的肆意妄為，早已對政府失去了給予基本彈性的信心，何況法律的訂定將適用於任何一次的政黨輪替，未來未必那個政黨執政，故而主張對行政權加以限縮、增加國會制衡力道者，頗能贏得外界共鳴。

對於一個準備迎接新局的政府來說，尚未就職就被理應路線類近的公民發出提問，準執政團隊卻乏人出來正面回應，這絕對不是一個好兆頭。民進黨雖然擁有席次過半的方便，但是如果無法擴大溝通，整合出國內共識，是沒有辦法以民意為後盾全力攘外的。尤其，在最近的內閣人事布局過程，馬政府的ＥＣＦＡ政策論述制定者與文宣辯護者，再次獲得民進黨政府重用，更加籠罩著新政府究竟想要幹什麼的疑雲，這些令人強烈不安的訊號，也不是光靠蔡英文、林全體制空口白話可以盡釋群疑，不如在法制面，將兩岸往來的遊戲規矩訂好，才是今後依法行政的上策。

菁英治國的時代，在台灣已經成為過去式，現代政府的成功要件，是建立在通過民主原則，消弭歧見，取得彼此可以接受的最適方案，所謂人人得以參與的程序正義之上，民進黨二次執政，萬不可複製國民黨，自身的認識也需要再進化，才可能改寫國民普遍對於政治、政黨、政客與權力運作間的刻板印象。

最後，民進黨終須自問，這麼多年在野高喊的走向國際與世界接軌，真是信念、還是口號？如今如願執政，具體的作為與步驟是什麼？如果在政策討論上，其與兩岸議題的比例失衡，怎麼可能讓人確信這個政府可以從西進的泥淖中掙脫，帶領大家走出中國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