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故事  2015-08-04  

    一九四七年春天，臺北出了大代誌。島嶼各處的人們是這樣聽聞的︰二月二十七日傍晚時分，素來名為緝私、實則假公濟私的專賣局查緝員和警察大隊警員在臺北市的太平町（今延平北路一帶），因為緝菸行動和民眾爆發衝突，除了打傷菸販，還開槍擊殺路人。對紀律敗壞又大量掠奪臺灣資源的國民黨政府積怨已久的市民聚集起來，要求懲兇，然而未果。不僅未果，越是往上陳情，所得到的答覆越是殘暴。隔日，當人們來到行政長官公署，得到的，竟是二十多響的機槍掃射。群情沸騰了，消息傳開了，全臺各地都開始了動作。

對「祖國」的失望

此時的臺灣的族群組成，已由來自中國的閩粵移民為多數，在家中刻著中國的堂號、說著來自中國的閩粵方言，大部分的臺灣人仍有對中國存在著「祖國」的印象。二戰之後，臺灣人原以為身為戰勝者的中國必然比日本優越，甚至熱烈地歡迎過中國軍隊來臺。但是，對於「祖國」的美好想像，卻在軍隊登陸之後完全破滅。

緝菸事件雖為二二八的導火線，但是接收臺灣的行政長官公署和軍隊的各種問題才是真正的原因。中國官員、軍人與臺人格格不入的生活習慣、敗壞的軍紀與種種貪腐行徑，使得臺灣民怨頓起。以高雄地區為例，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高雄市參議員便在參議會提出糧食、物價、教育等諸多問題質詢，然而，官員的答覆顢頇而愚蠢，人民的失望與憤怒於是持續累積。

二月二十八日，得知臺北事發的高雄要塞司令部司令彭孟緝，令各部隊停止差假，並調整軍力佈署。同時，高雄市區內的衝突層出，情勢日趨緊張。當二二八事件也在高雄延燒起來，高雄第一中學有一群學生，與雄女、雄工、雄商等其他學校學生一起勇敢的站出，來組織自衛隊，以生命守護校園，並且保護其他人們的生命安全。

為什麼學生會站出來呢？這是因為，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們普遍有著學校是神聖場域的觀念，而這樣的觀念，在戰後，由受過日本教育的人們延續了下來。從知名畫家廖繼春在戰後初期的一番作為，可以稍稍窺見臺灣知識分子的自覺。

事情是這樣的︰終戰後的那些日子，廖繼春作為臺南一中（戰前為臺南州立第二中學）唯一的臺籍教員，他自覺有義務保護校產，在戰後混亂的社會景況裡，漏夜在教職員宿舍門前貼上寫有「臺南一中公產」的字條，防止校產被接收者用草繩、粉筆隨意圈走。高雄的學生們，也是出於對校園以及社會的使命感，挺身而出。

二二八事件，事實上包含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二月二十八日到三月八日中午，以及三月八日中午到五月十五日。前面八天半所發生的事情，主要是各地人們群起反抗不義，以及本地菁英嘗試和陳儀談判。後一階段，則是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派軍隊來臺，於基隆和高雄登陸，以「綏靖」等為名目，實施全島性的逮捕與殺戮，歷時兩個月又一週。為了維持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混亂的社會秩序，在當時行政長官陳儀的同意下，由王添灯等社會名流與民意代表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通過《32條處理大綱》。

而在前面所提到的高雄等地，甚至在中央派出的軍隊到來之前，便遭遇了彭孟緝等人的猛烈攻擊。三月八日，登岸的軍隊來勢洶洶，報社、學生、處委會委員首當其衝。五家民營報紙在軍隊甫上岸便遭到搗毀；幾天內，本地新聞界人士，不是死亡便是逃亡；從此，與事件的相關報導，就只剩下官方的說法。就臺北而言，在軍隊掃蕩下，動輒上百學生遭到槍殺。三月十日，陳儀解散處委會，積極參與的委員也成為逮捕和槍殺的對象。

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槍聲響起，臺灣許許多多的秀異人士，就此喪失生命。遍佈臺灣的屠殺事件，可以列成一張好像沒有盡頭的名單，而活下來的人所面對的，則是恐懼、孤寂、噤聲，是痛楚與禁忌的漫長歲月。

嘸倘插政治？

一九四七年春天開始的這場捕殺，除了為島嶼帶來大量的、立即的死難，也造成了島嶼上人們對未來的幻滅，以及生命力的消亡。而後，中華民國撤退來臺，隨之而來的國民黨情報組織，在臺灣製造了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成為臺灣人揮之不去的陰影。

如果你是當時的臺灣人，那麼鄰人的、家人的、地方人士的經驗會告訴你：你安份守己、你急公好義、你懷抱改造社會的理想，都可能就此「被」與世隔絕。僅僅是一個念頭、一句話，就足以構成一個人、一個家的慘劇，最好什麼都不要說、不要想、只要認真工作賺錢養家，永遠不要反抗權威，這樣就能保護自己和家人。

直至今日，一部分的臺灣人即便耿直勤懇、無愧於天地，仍舊迴避、害怕、並且阻止後輩「插政治」（Tshap tsìng-tī）——這樣的「選擇」，和二二八以來的這段歷史直接相關。至於死去的亡魂，雖然在漫長的等待後，等到了中華民國總統們的致歉，但是那些陷人入罪、實行屠殺的加害者們，卻在「服從命令」、「和解原諒」、「歷史共業」等說詞掩護下，從未正視他們犯下的罪行。無論經過多少歲月，歷史的傷痕也不會自動消去，但切膚的痛楚有機會被撫平。不過，撫平的契機，不會脫胎於放任；契機，或許只能發軔自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