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16 江文瑜／台大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實施世界上單一政權的最長「戒嚴」（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七），「國語」成了國民黨控制台灣人思考的利器，對台灣人民做思想改造，除了從教育中全面灌輸「我們都是中國人」的概念，也要消滅本土語言。根據黃宣範教授的書中所示，教育廳於一九五六年下令全面禁止各種本土語言，校中設糾察隊，互相監視，而到了一九七○年代前後整個國語政策已「膨脹」成為「國語獨尊」，將其他本土語言視為有害民族思想，應該盡早根除，並必須將台灣打造成以國語為主的單語社會。

國民黨讓說台語充滿羞恥感

其中我認為最幽微但洗腦最厲害的方式除了說本土語言會受罰外，在電子媒體以國語播出的戲劇中，說台語的角色經常說幾句「幹」類的三字經後就迅速消失，或是該角色為「壞人」或是社會上沒受過多少教育的人物。我相信這是種極為成功的污名化技巧，讓說台語的人自慚形穢，最終放棄了這個語言。有國外心理學文獻指出，羞恥感「住在」腦內的基底核，羞恥感如沒有妥善處理，其所造成的悲傷會造成當事人尋求其他方式解脫，甚至造成各種成癮與人格異常，有害的羞恥感還會一代傳一代，擺脫的最好方式是乾脆拋棄那個語言，向加害的語言靠攏。台灣不少原本說本土語言的祖父母與父母寧願對孫子或小孩說「國語」的現象，反映了這種因語言自卑而放棄的狀態。另外，一直到現在，各行各業以台語為母語的領導者在公開場合，鮮少自信地以台語侃侃而談。可以預測的是，如果黃仁勳留在台灣，他現在的英語流利程度將被華語取代，而進入小學後，以他出生的年代，還是國語運動如火如荼進行的時候，那麼他一定經歷過種種說台語會被羞辱的情節，如被罰錢、體罰，罰站等，最糟的還可能掛個「我要說國語」、「我不說台語」的牌子。結局可想而知，在台灣長大的黃仁勳從此在靈魂深處烙印了「說台語是羞恥」的印記，從而他來台灣那幾天說台語時的那種歡喜與自信的神色，有很高的機率不會在台灣成長的黃仁勳身上出現了。

我們會說「二二八受難者」、「白色恐怖受難者」，但我們沒有名詞來指稱因為語言壓抑而受難的一整代與其後代們。其實語言打壓造成的傷害非常綿長而痛苦，從世界各國的心理學與語言社會學研究來檢視，這個傷害的程度非常巨大，更產生超越想像的集體悲傷。然而，幾代人「語言受難歷史」不應被社會大眾遺忘。轉型正義是台灣民主社會自由化以來，逐漸被社會大眾接受與理解的概念。轉型正義強調真相的調查，並強調精神補償與物質賠償，這個概念也應適用於語言，亦即語言轉型正義。二○一八年通過的《台灣語言發展法》雖然踏出語言轉型正義的第一步，提出台灣過去被傷害過的本土語言在法律、教育、與媒體的平等。但我們認為，台灣需要由政府帶頭將國民黨政府的國語政策造成的集體創傷做一個完整的彌補，以完善的多語政策落實這個法律的具體實踐，做到真正的語言轉型正義，為過去的錯誤做出善意的回應，讓這些被消失於公領域的語言可以重生與復活，透過這次黃仁勳說台語所引發的語言公共議題，將台灣曾經丟失的母語開始重新打造，因此民眾可以像黃仁勳一樣，在說台語時充滿喜悅與自信。 尤其是教育層次的面向，應該增加本土語言的授課時數與提出具體的母語復振政策，推向真正語言轉型正義概念所期待的語言平權教育，因為以自己的母語說話與受教育是尊重人權的普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