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6-09 顏建發／健行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

習近平欽點閩、浙舊部蔡奇接任北京市委書記，清華大學前校長、環保部部長陳吉寧為北京市長。從本職學能優異與政務歷練完整看，這是在著重個人信任基礎上，所呈現出的專家型官員登上政壇的新趨向，符合專業主義。只是老問題依舊：當「強勢政府」與「依法治國」的因素，仍是服從於「一黨獨大的領導」下，又缺乏司法獨立與民間成熟力量的相制衡時，中國的政治能否走向長期健康、清明與穩定的發展方向，頗令人質疑。

日前，中共中央印發《關於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引起了熱議。依往例，十九大是習近平進入第二任，並提出治國藍圖新頁之際，勢必會出台一些新的論述。用共產黨的字眼來說，也就是為十九大後形成的新政治秩序，提供頂層設計的條件與內涵。它將聚焦於：下個五年中國將何去何從？

過去鄧小平曾提出所謂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此一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徵就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以及「依法治國」；三者之間是有機的統一。其中，黨的領導是根本，人民當家作主是政治基礎，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任務。

上述這些論述指出意向、原則與願景，但在摸石子過河，尋求政治模式建構之時，總要找到一個在現實上相應的外部典範來做參考，並根據中國的現實而做出調整。鄧小平曾說過「關於民主，我們大陸講社會主義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權分立，多黨競選，等等。我們並不反對西方國家這樣搞，但是我們中國大陸不搞多黨競選，不搞三權分立、兩院制。我們實行的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這最符合中國實際。」而習近平2012年底就任後，再加以詮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成就和經驗的集中體現，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唯一正確道路。」

很明顯地，不管是鄧小平或習近平，在中國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要走法治道路，於是，新加坡乃成為中國現實可以援引、參考的對象。1992年，鄧小平把新加坡模式作為中國的榜樣，視為解決中國發展問題的標竿，而在全中國的上上下下，掀起了「新加坡熱」潮。習近平 2010 年往訪時也向李光耀表示：「鄧小平先生生前多次提出中國要向新加坡學習。這種學習過去需要、現在需要、將來也還需要。」

2015年3月25日，台灣某媒體轉述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海外版微信公眾號「學習小組」的文章稱：「新加坡模式允許更多的自由經濟政策，同一黨執政並存，這點對大陸很有吸引力。新加坡是個高度講法治的社會，大陸則是個『人治』傳統的國家，因此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2014年10月20－23日）提出全面依法治國，正是為了加強法治。」

依中國政治趨勢研究專家何頻的說法，習近平選擇新加坡，是因為新加坡有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乖乖聽話的國民，經濟繁榮，一黨獨大，一國一尊。而中國軍事專家劉亞洲等在解讀中國「新加坡化」是指，它在政治建設方面應當實行「精英政治與人民民主政治相結合」。

而中國官員或學者所談的「新加坡模式」，其實是取新加坡發展模式中的廉潔高效率政府以及經濟現代化，但在政治上堅持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和新加坡所強調的開放的市場經濟、有反對黨、選舉政治、議會內閣制政體，乃截然不同。2013年7月15日BBC中文網轉述《金融時報》曾熱烈討論Orville Schell和John Delury的《富強－中國通向21世紀的長征》點出了一個要點：務實的古代法家哲學在長期塵封後重見天日，成為中國走向新生的理論指導和依託。實質說來，中國走的反而比較是法家路線。做個比喻，有點像是「中體，新用」（中國為體，新加坡為用）。

《美國之音》曾報導，「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主政後，希望走新加坡模式的願望越來越強烈，他認為這符合中國國情，也符合他個人的理想價值。」不過，自從歐巴馬推動「亞洲再平衡戰略」而新加坡成為堅定的支持者後，習近平十分不滿，未來可能不會再提新加坡模式。一位叫馬拉的觀察家在一篇〈北京放棄鄧時代思維 新加坡角色為何弱化〉的文章分析說，在川普唱衰全球化後，習近平有意替代美國在經濟全球化的領導角色，未來極可能減少，甚至可能停止派遣官員前往新加坡培訓；北京自認已有足夠的自信自己培訓官員。

文革世代的習近平及其同僚夸言要建構「中國夢」，有此雄心，上述的推論應是順理成章的事。而相信十九大應會揭櫫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與模式，而箇中，「法家主義」的色彩應該會跟著加重，而立足於這種思維框架，中國任何領導人，不管他叫「習近平」或「王近平」，他在十九大後所面對的選擇是一樣的；這種屬於中國特有的發展模式，至少會強調幾種特質：強勢政府、依法治國、廉能高效。

日前，習近平欽點閩、浙舊部蔡奇接任北京市委書記，而母校清華大學前校長、環保部部長陳吉寧為北京市長。從本職學能優異與政務歷練完整看，這是在著重個人信任基礎上，所呈現出的專家型官員登上政壇的新趨向。這符合專業主義。只是老問題依舊：當「強勢政府」與「依法治國」的因素，仍是服從於「一黨獨大的領導」下，又缺乏司法獨立與民間成熟力量的相制衡時，中國的政治能否走向長期健康、清明與穩定的發展方向，頗令人質疑。

在定於一尊的集權社會，當執政者失去制衡力量，將使路線趨於一。趨於一，好辦事，但卻也如哲學家卡爾‧巴柏（Karl Popper）對共產主義的批判－「偉大的觀念會造成偉大的錯誤」。回看中國當前經濟發展畸形、社會倫理淪喪、文化素質低落，以及貪腐橫行、環境汙染惡化等景象充斥，難道這與共產集權脫離得了干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