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早期移民以大陸閩粵沿海地區為主，因此台灣泡茶用壺可溯源至明鄭據台時期的流寓官員、文人及移墾民眾，將當地的工夫茶具帶進台灣，其對本地茶俗所產生的深遠影響，迄今不墜。台灣的茶壺從50年代開始興起，70年代開始有大陸的茶壺輸入，從80年代開始發展台灣自己創作的茶具。

明末清初沈光文詩云：「明朝待汲溪頭水，掃葉烹來且吃茶」、〈普陀幻住庵〉詩云：「閒僧煮茗能留客，野鳥吟松獨遠群。此日已將塵世隔，逃禪漫學誦經文。」是台灣目前發現最早的茶詩，在詩中並沒有寫出是用何種器具來沖泡茶葉。

而清康熙42年（1703）出任台灣海防同知的孫元衡，著有《赤崁集》，詩曰：「烹茶之法教兒童，蟹眼潛聽火候工，汲取竹林僧舍水，雨芽來自大王峰」亦沒有載明是用和器具來沖泡茶葉。最早載明沖泡器具的是清康熙—乾隆間人周澍亦，著有《台陽百詠》，詩曰：「寒榕垂蔭日初晴，自瀉供春蟹眼生，疑是閉門風雨候，竹梢露重瓦溝鳴」，並自注：「台灣郡人，茗皆自煮。必先手嗅其香，最重供春小壺……」，可見當時閩粵工夫茶俗已在台流傳。到了清末徐珂（1869～1928）《清稗類鈔》：「閩中盛行工夫茶，粵東亦有之，蓋閩之汀漳泉、粵之潮，凡四府也。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精。」民初連橫（1878～1936）《雅堂文集‧茗談》：「台人品茶，與漳、泉、潮相同……。茗必武夷，壺必孟臣，杯必若深，三者為品茶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更是具體地說明了兩地的臍帶關係。

以孟臣壺為主要代表的宜興工夫茶壺，產自江蘇太湖之濱，以壺小色佳在各式茶器中獨領風騷。孟臣壺在彼時已十分昂貴難得，連身處上層社會，講究「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的連橫都要說：「然今日台灣，欲求孟臣之製，已不易得，何誇大彬。」遑論尋常人家。孟壺茶為當地上流社會的象徵。自明末清初起，宜興小壺在閩粵沿海地區，與工夫茶所產生的種種交流，對中國茶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工夫茶對茶具的要求，可謂歷來各家茶法之最。尤其是「工夫茶四寶」——孟臣壺、若深杯、玉書碨〈ㄨㄟ〉、潮汕烘爐，四者缺一不可。

功夫茶到不同地區有不同形貌展現，台灣傳統工夫茶法主要緣自於廈門，因此這艘由廈門出發的貿易大船上的工夫茶具就顯得饒具意義。這些茶具包括了宜興孟臣壺、潮汕烘爐、砂銚〈ㄉㄧㄠ\〉（俗名茶鍋仔）、青花白瓷杯、瓷碗、蓋碗、茶盤、錫茶罐以及水瓶（台灣稱龍罐）等。以工夫茶四寶之首的宜興壺為例，出水物所見俱為宜興所製風格的移轉與重塑，本非一朝一夕之功，台灣茶壺的主體風格，大約要到民國五十年代才開始積極蘊釀。由閩粵工夫茶俗演化而成的老人茶俗，在台灣社會漸趨穩定，蓄勢待發的五十年代，慢慢走入飲茶風氣日開的千家萬戶。

台灣所用陶壺，在清朝是以彼岸舶來的宜興壺或潮汕壺為主，偶或有江西景德窯、福建德化窯、廣東石灣窯等陶瓷壺輸入；在日治時期（1895～1945）則以日本茶器為尚。正因諸多外來文化的陸續注入、交流，所以毋庸諱言，台灣茶壺發展史的前大半部均是以外來的客體為主，本地對工夫茶壺的仿製，要比潮汕晚了許多，遲至二十世紀初期才有較具體的產品出現。

台灣的茶壺工藝，亦受到各個陶瓷文化體系的影響，諸如以宜興茶壺為主的江南茶器、以宜興小壺與潮汕手拉坯茶壺為主的工夫茶器、以陶瓷土瓶為主的東瀛茶器等，均對台灣茶壺的風格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而日人在台燒造的「苗栗」款蓮葉茶具，便帶有濃厚的江南宜興茶具風格；展品「南投燒」款茶杯鈐有酷似宜興「金鼎商標」的鼎形印款；林根成製梅樁壺組，其茶壺與茶盤形制皆為江南宜興風格，但半筒形的茶杯與杯上的貼泥紋樣卻又帶著日本風味。然而風格的移轉與重塑，本非一朝一夕之功，台灣茶壺的主體風格，大約要到民國五十年代才開始積極蘊釀。由閩粵工夫茶俗演化而成的老人茶俗，在台灣社會漸趨穩定，蓄勢待發的五十年代，慢慢走入飲茶風氣日開的千家萬戶。並在民國七十年代起開始萌芽茁壯，孕育了當代壺藝創作的蓬勃前景。當下的台灣壺藝創作雖難免受到宜興壺的實用主義與西方的觀念創作壺藝夾擊，而躊躇難伸，然而台灣陶人豐沛的資訊活水遠勝過宜興，血脈中特有的茶文化基因更強過西方，展望未來台灣壺藝創作必能走出一條屬於新世紀的台灣陶壺之路。

◎摘錄至《台灣茶百科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