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曲手記】老肖的孩子

【《財經》實習記者 胡劍龍 發自舟曲】　 2010年08月18日

消毒水的味道、排泄物的惡臭以及不知來源的屍臭，尚未進入災難的中心現場，便聞到了這股熟悉的氣味——兩年之前的映秀，同樣充斥著這種刺激人嗅覺的味道。這一次，災難現場北移數百公里。

　　一本本保存完好的書從地下掏出來，多為古書，《說文解字》、《古文觀止》等，滿手是泥的士兵又搜出兩本厚重的《二十四史》，靠著書的還有一瓶絳紅色的葡萄酒。在泥石流侵襲的那一刻，不知這位品味精緻的人，是否正在青燈黃卷裡啜飲美酒。

　　白龍江畔，一名男子將十幾張濕漉漉的登記照攤開在殘破的水泥板上，他是家裡惟一的倖存者，十多口人已經不復存在。顯然，這還是從不斷滲水的泥地裡剛撈出來。他小心翼翼地收起來，放在手心。如果找不到屍體，這是他和親人之間惟一的紐帶和信物。

　　月園村處於泥石流的中斷，現只剩下一片開闊的淤泥地。連續多日的炙烤，泥面開始變硬，仿佛枯水期的河床，乍一看，似乎這地下一切都沒發生過。就連月園村的名字，也被不少急於趕稿的媒體誤作“月圓村”。

　　8月10日早上5點，我和同事歐陽洪亮、劉軍花了一夜的時間穿越秦嶺後抵達舟曲，這是災後的第三天，場面仍讓人心驚。

　　老鄉的孩子

　　8月10日，一聲震天的爆破聲在堰塞湖響起之後，待四處飛濺的石塊落地，人們紛紛突破警戒線向白龍江的對岸擠過去。幾名男子伏在舟曲新橋的護欄上，目光緊緊鎖住江面。其中一名50歲左右，白色的T恤沾滿泥漬，背上印著藍色的“拉薩數碼廣場”，濃重的湖北方言在嘈雜的人群裡被記者捕捉到。

　　“我不回去了，我跳到江裡算了，回去還有什麼意思。”

　　他的方言暴露了他的身份，我猜測，他一定來自湖北荊州、仙桃一帶。這令我更好奇，一位湖北老鄉為何出現在災難現場？我決定待在他旁邊，聽他講完電話。十幾分鐘的電話提供了足夠的資訊：他的親人，一位被他昵稱為“圍圍”的孩子，被8月7日晚泥石流形成的堰塞湖吞沒了。

　　我開始不停地記錄，坐在旁邊的一位中年男子上來和我搭話，他說他是孩子的堂叔，姓肖。　　“你們是哪裡的？”我問。　　“湖北荊州。”　　“荊州哪裡？”

　　“監利縣。”　　“我也是，你們是監利哪裡？”　　“分鹽。”

　　男子驚訝我們竟然來自同一個縣，又聽說是北京來的記者，立即將我引薦給還在通話的哥哥——“圍圍”的父親。

　　“他本不該死的，他哪該死啊，這棟樓最下面一層人都跑出來了，就他們兩個沒出來。”

　　他繼續講敘當晚的經過。“大水進來之前，他還給他姑父打了個電話，他姑父跑了出來，一分鐘之後打過去就接不通了。”

　　他指向橋下游，白龍江南岸50米左右的一座建築，“就在黃記煌的下面。”

　　黃記煌的下面是一間用於出租的門面，中間被一道七八米長的磚牆隔成兩半，前面是“圍圍”工作的建材門市部，後面是一間歌舞廳。事發之後，歌舞廳的十多人從樓梯上迅速逃生。“他們真不該死啊，他當過兵，個子快一米八，胳膊有我的兩個粗，兩人把這堵牆推倒一點不成問題。沒人告訴他們這後面是一堵牆啊。”和圍圍待一起的孩子叫吳亮，也來自監利，他們兩個都是建材門市部老闆招來的學徒工。

　　孩子之死，糾集著一連串家庭恩怨，而一個稍顯叛逆的青春故事也戛然而止。

　　今年23歲的“圍圍”，真名肖揚，三年前從吉林省四平市裝甲兵部隊退役。後來在廣州做了兩年保安。

　　“覺得做保安沒什麼前途，今年春節和他遠房的姑父一起到舟曲來，沒想到會這樣。”他的一位堂叔說：“他父親和他親叔叔不和，否則哪會跟他遠房的姑父做生意。”肖揚的親叔叔同樣做鋁材生意，不過是在拉薩。我後來見到這位男人時，他幾乎沒有說一句話。

　　肖揚死後，他的姑父並沒有現身。而肖揚的父親，在拉薩看到甘肅電視臺的新聞後，才意識到自己的兒子可能出事了。他8月8日坐火車到西寧，然後一路趕過來的。我見到他已經是8月10日，在路上奔波了兩天，他一口飯也沒吃。而楊氏家族的男人，也紛紛從蘭州、寧夏中衛等地過來。

　　這是一個散落在大西北的吉普賽似的家族。伴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育，地處湖北省監利縣的網市、分鹽等鎮，走出一支“玻鋁大軍”，這種以血緣為紐帶的農民商幫，幾乎壟斷了基層的玻璃和鋁材銷售市場，其中的領軍者甚至將生意做到了非洲。而在國內，在西藏最偏遠的地區，也能見到監利人的身影，他們出現在國家級貧困縣舟曲，不足為奇。

　　肖揚的父親，一位經歷豐富的老共產黨員，仍覺得他的兒子本可以逃避這場災難。他和兒子的關係並不融洽，在他看來，兒子平時喜歡上網，性格內向。幾年之前的一場爭吵，讓他和兒子的關係幾乎面臨破裂。他們已經有一年多沒見面，即使電話來往也寥寥無幾。但在2010年春節後，當得知兒子要赴舟曲打工的消息，他難抑激動，通過電話要妻子直白轉達他的忠告，“不要去，那地方去了要送命的。”

　　致命的預感終於在半年之後應驗。這和老肖的經歷有關。這位精幹的監利人，2003年去過距離自己家鄉幾千里之遙的舟曲。巧合的是，他當年生火做飯的地方，竟然和自己兒子去世的地點只有一牆之隔。

　　2003年的舟曲之行，給老肖留下的只有恐懼。“我們在下面（舟曲）的一個鄉架設高壓線，遇到泥石流，石頭滾下去把橋都砸斷了。”說這番話時，老肖目光裡仍透著驚恐。而對於一個長期生活在江漢平原上的年輕人，泥石流的破壞力超出了他的經驗範圍。

　　父親的警告無濟於事，今年春節過後，執拗的兒子依然追隨自己的遠房姑父和一個獨立成長的夢想，來到舟曲，從此不歸。

　　疏通堰塞湖的進展非常緩慢，老肖很擔心，要是一個月水還退不下去，兒子的屍體會不會在水裡腐爛了？

　　他計畫，在水消退一部分後，自己和親友遊進屋子裡把兒子的屍體撈出來，然後運到臨近的武都火化。他猜測，兒子死去時的姿態，可能是拿著一根鐵棍，和自己的同伴敲開被水封住的卷閘門。

　　他在電話裡向另一頭的妻子承諾，一定會買上他最喜歡的運動鞋，讓他乾乾淨淨離開人世。而另一位孩子吳亮，他的父母還在趕往舟曲的路上。

　　部門“口水戰”

　　老肖的孩子還泡在水裡，逝者尚未入土，生者的交鋒並未偃旗息鼓。國土資源部門從一開始就試圖撇清與舟曲泥石流的干係。

　　8月10日，國土資源部部長徐紹史初步對舟曲特大泥石流形成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一是舟曲當地的地質構造岩性鬆軟，風化嚴重，易發生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災害；二是受汶川大地震影響，這一地區的山體出現了鬆動，岩層破碎，按照一般規律，需要三至五年方可消除，但現在只過去2年多時間；三是從去年底到今年上半年持續乾旱，導致縣城周邊岩體、土體的裂縫暴露在外，一遇降雨，雨水很容易就滲入岩體、土體的深部；四是泥石流等地質災害本身就具有隱蔽性強、突發性強和破壞性強等特殊性，不易被察覺。

　　兩天之後，國土資源部的一位司長又將矛頭指向城建部門，稱城建規劃不合理。

　　缺油少水的水利部門在資金壓力下於1997年撤銷了三眼峪上的泥石流預警監測站。2003年，原本歸屬水利部門的監測職能因一部法規被轉移到財力更充裕的國土資源部門，儘管制度設計者可能出於善意，但制度的路徑依賴、犬牙交錯的權力系統，導致自2003年以後舟曲縣的監測預警系統出現真空，而在災難真正到來之後，兩個部門開始在公共場合扯皮。戲劇性的衝突發生在12日舟曲的新聞發佈會現場。

　　在被記者詰問為何要撤銷泥石流的原發地三眼峪上的預警監測站時，舟曲縣水保局局長高輝明道出了實情，1997年之前曾建有觀測站，後來由於資金問題被撤銷。“每個災害處都需要建一個預警觀測站。一個站需要6、70萬資金，我們資金不足。”

　　高順帶把責任轉移到了國土資源部門。“2003年年底國務院頒佈《地質災害防治條例》，泥石流的預警監職能已轉移到國土部門。”

　　根據《地質災害防治條例》規定，國家建立地質災害監測網路和預警資訊系統，實行地質災害預報制度。地質災害預報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國土資源主管部門會同氣象主管機構發佈。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向社會發佈地質災害預報。

　　也就是說，從2003年至今，隸屬於水利部門的監測站一直在“違法”對外發佈預警資訊。而真正應該發揮預警角色的國土資源部門，卻出現空缺。

　　面對水利部門的發難，國土資源部的一位官員也不甘示弱。“不少觀測預警工作，需要氣象部門配合。有時，氣候預測沒有到位，就會對預警造成影響。”他也坦承，“尤其像滑坡、泥石流災害，由於認識水準、監測手段的有限性，所以有三分之一的地質災害地點處於我們的監控之外。”

　　而舟曲縣國土資源局的負責人卻說，“這些預警工作，水土部門是向我們移交了，但是還在移交，只移交了一部分。”還在移交，意味著僅僅這一項工作足足花了7年多。

　　同樣的口水戰，或許還將由責任分擔擴展至災後撫恤。這個兩平方公里的縣城，一度擠著4.2萬名常住人口，以及近1萬名流動人口。截至8月17日17時，舟曲泥石流災害已造成1270人死亡，474人失蹤。不過，被納入官方統計的死亡和失蹤人數裡並未包括肖揚這樣的外來務工者，他們的數量無法統計，老肖們也無法獲得相應的撫恤金。

　　對老肖們而言，他們一如匆匆過客，目前惟一樸素的願望是讓親人入土為安。至於有關災難的緣由，他們認為這就是“命”。■

　　（主管編輯 丁補之 網路編輯 劉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