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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1/08 14:38:47瀏覽490|回應0|推薦2 | |
《蝸居》大熱背後的冷思考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駐華首席記者 傑夫•代爾 2010-01-08 目前在中國討論最為熱烈的電視節目,是一部名為《蝸居》(Snail House)的電視劇,內容涉及性、腐敗和政治陰謀。然而,它實際上這是一部有關房價的電視劇。 在一個疑為上海的城市裡,劇中的一個角色成為了一個共產黨官員的情婦,為的是讓他幫忙買一套公寓,而另一對年輕的夫婦拼命奮鬥,也未能成功籌集到買房的首付款。這部連續劇觸及了中國社會的痛處,因此審查部門去年年底對其下達了禁播令,但這並沒有阻止該劇在網上引發熱議。 《蝸居》的成功折射出當前中國民意的一個重要特徵。當世界其它很多地區都對中國經濟的迅速復蘇感到敬畏之際,這部電視劇剖析了中國許多城市的民眾面對直線飆升的房價日益高漲的不安情緒。中國城市居民對於成為“房奴”怨聲沖天。 對於房價的焦慮引發了投資者的擔心,擔心中國去年動力超強的信貸繁榮正給房地產泡沫添柴加火,而這個泡沫終將破滅,並導致經濟脫軌。 的確,目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確有一些迪拜的影子。在距離北京兩小時車程的天津市,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正開工興建一個大規模豪華別墅專案,其建築群以全球五大洲命名,構成了世界地圖的形狀。如果這聽起來還不夠耳熟,那麼專案規劃中的七星級酒店和室內滑雪場,最能體現出迪拜風格。(1月6號天津的氣溫為零下11攝氏度,而迪拜為23攝氏度,這倒是可以作為興建滑雪場的理由。) 許多令人擔憂的資料為坊間傳聞提供了支援。萊坊(Knight Frank)的統計顯示,在截至去年11月的一年裡,上海新房均價上漲了68%,北京上漲66%,深圳上漲51%。本周《中國日報》(China Daily)表示,以房價收入比衡量,中國如今已經成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國家。 儘管如此,任何預言中國房地產存在問題的人,都需要考慮一些支撐市場、相當有力的基本面因素。近年來,收入的增速大體上高於房價增速,而且房主們的負債水準較低。 接下來還有城市化因素。根據國務院的資料,未來20年內,最多將有4億人可能遷往城市——順便說一句,這相當於322個迪拜的人口。樂觀主義者表示,面對這樣的潛在需求,人們很難太過擔心房地產市場崩盤。 但有一個因素,就連看漲房地產的人士也會因此停下來思考一下:中國許多城市高端住宅的空置面積。清華大學經濟學家派翠克•霍瓦內克(Patrick Chovanec) 將這些空置樓盤稱之為“鬼屋”。他在一個新樓盤購買了一套公寓,該樓盤已售罄,但多數空置。在上海浦東地區的夜晚,可以看到整棟整棟的樓盤幾乎沒有一盞燈亮著。有人估計,住宅空置面積已達5.87億平方米。 霍瓦內克表示,原因是中國人把房屋視為“價值儲存手段,就像黃金一樣”。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由於幾乎沒有其它投資選擇,中國人把大量儲蓄投入了房地產。正是這種行為在推高很多城市的房價,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會製造一個危險的泡沫。 中國不僅需要實現經濟再平衡,也需要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整,改變一些鼓勵措施,這樣投資才能進入人們迫切需要的低收入住宅,而非空置的高端公寓。但這是一個政治難題。 明顯的解決方案是開徵物業稅。中國人在買房時會一次性繳納契稅,但之後就無需繳納任何稅費。如果每年徵稅的話,就降低了保留空置房產的合理性。開發商從高端住宅中獲得的豐厚利潤空間就會受到擠壓,迫使他們建造其它類型的房產。 實際上,中國許多經濟學家將物業稅視為殺手鐧,以改變中國日益不平等的經濟中一些最糟糕的領域。這可能會為地方政府創造一個可持續的收入來源,它們通常依賴于出售從農民手中得到的土地獲得一次性收入。這也可能會為戶籍制度改革融資提供一種方法,在目前的戶籍制度下,城市的農民工無法享受健康和教育服務。 然而,儘管中國多年來一直在討論物業稅,但一直沒有實施。如今,中國一些最有權勢的既得利益者,是房地產開發商與地方政府官員組成的嚴密網路,雙方都受益於目前不透明的現狀;《蝸居》對其中一些關係中的腐敗現象進行了大量探討。物業稅還將改變被管理者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中國政府可能會發現這一改變令人擔憂:更多的中產階層在抱怨的是地方政府如何花費稅收,而非擁有房產。 此外,還有一個實施的問題。物業稅或許有利於避免未來出現更大的泡沫,但如果把握不好,可能會造成市場暴跌。在房市上漲的推動下,中國政府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復蘇,但今年要想保持這種反彈勢頭,中國面臨著一些微妙的政治選擇。 譯者/何黎 本文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駐華首席記者 中國人的“後門困境”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魏城 2010-01-08 我在中國國內的一位朋友對我講過一個故事:有一年夏天,他去外地旅行,在中國北方一個小縣城的火車站售票處排隊買票。天很熱,隊伍有點兒長,不久便陸續有些人不耐煩,離隊去售票處後門找熟人。他估計這些人都是本地人,大概因為這個小縣城不大,買票者、賣票者多少都會有些沾親帶故的關係。他人生地不熟,只好老老實實地排隊等待。漸漸地,離隊的人越來越多,前門的隊伍越來越短,最後,像他這樣的外地人也沒花太多時間便買到了票。買票後,出於好奇,他繞到了售票處的後門,發現那裡的本地人也排起了不短的隊,其中一人曾在前門的隊伍中排在他的前面。 聽完這個故事,我笑岔了氣。我不知道這是他親身經歷的真事,還是僅僅是個笑話。我判斷,是真事的可能性不大:第一,我的這個朋友總是愛說笑話;第二,走後門的人通常不會再排隊;第三,如果後門的隊伍太長,他們最終會返回前門的。 但即便他說的是個笑話,我也覺得它體現了更深層的真實:第一,它揭示了“關係”在中國的重要性;第二,它反映了中國人對“關係學”既迷戀又反感的複雜情感;第三,它也順便調侃了一下“走後門”現象的荒謬本質。 在中國,誰都知道“關係”的重要。沒有“關係”,寸步難行。有人還總結出一句話:“在中國,關係就是生產力。” 中文進入英語詞彙的音譯詞不多,guanxi(關係)是一個,因為英文中找不到完全對應的意譯詞。英文中的“relationship”、“connection”、“contacts”、“networking”等詞語與中文中的“關係”並不完全相同,這些英文詞最多只是“人際聯繫”的意思。 任何社會都需要一般意義上的人際聯繫,西方也不例外。但對這種人際聯繫的依賴程度,中西顯然有著很大差別。在西方,如果你認識關鍵、重要的人物,也會更有利於你的職業升遷或商業成功,但即便你沒有什麼“關係”,你也能存活,甚至活得不是太差。但在中國,如果你沒有任何“關係”,那就可能意味著你活不下去,或至少活得很差。 此外,西方社會的運作主要靠規則來調節和維繫,西方的人際聯繫固然也重要,但它不能超越法律、道德和規則,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社會基本上是一個“規則社會”。中國社會則是一個靠“關係”來調節和維繫的社會,中國雖然也有法律,有道德,有規則,但“關係”可以超越法律,腐蝕道德,破壞規則,“關係”可以造就法外之“法”、“關係”內的“道德”(如所謂的“哥們義氣”)和潛規則。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社會是一個“關係社會”。 當然,純粹的“關係社會”和純粹的“規則社會”,無論在東方和西方,都不存在,而且,中國和西方亦非一成不變的社會。西方並非有史以來一直就是“規則社會”:19世紀英國法律史家梅因曾把西方社會的演變概括為從身份社會到契約社會,而契約就是規則。“規則社會”其實是工業化、都市化、資本主義革命、消費者社會的產物。而中國目前正在經歷著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工業化、都市化和市場化運動,這種變化自然也會影響社會習俗和文化。在中國實行市場化改革之前,“關係”對中國人生活、工作的影響比今天要大得多,舉例來說,30多年前,普通中國人如果搬家,也需要托“關係”找車,叫朋友幫忙,因為那時中國既沒有專業的搬家公司,也沒有私人汽車,只能通過親戚、朋友、熟人等各種社會“關係”,來實現這種非一己之力所能完成的事情。但在今天,即使你自己沒有私車,親友也不肯幫忙,你只要花點兒錢,雇一家專業搬家公司即可。 但社會習俗和文化的變化又有一定的滯後性。中國的“關係”文化,就像穿透了柏油路面、水泥廣場而蔓生的野草一樣,經受住了工業化、都市化和市場化的衝擊,頑強地生存下來、蔓延開去,甚至在這種博弈過程中腐蝕、扭曲、改造了市場化進程,使其成為“中國特色的市場化”。具體來說,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人之間的“關係”是靠人情來“潤滑”的,在市場經濟時代,中國人之間的“關係”則要靠金錢來“潤滑”,調節和維繫社會的東西依然是“關係”,而非契約或規則。 西方的“規則社會”也有它機械、刻板、甚至冷酷的一面,尤其在英國,人與人之間雖然彬彬有禮,但缺乏更有人情味的溝通和互動;中國人講人情,重“關係”,只要不逾規違法,其實是一件好事,但瞭解當代中國社會深層運作的人都知道,如今某些中國“關係”的遊走運行,似乎已經遠遠超越了人情味的層面,“深入”到了規避、破壞規則、道德、法律的層面。中國“反腐”難以深入、甚至越“反”越“腐”的現象,其原因除了制度不健全之外,也與中國“關係文化”彌漫全社會犄角旮旯、浸透所有人血液骨髓有著很大的關聯。 “關係社會”不僅是一個不公正的社會,也是一個不經濟的社會。 首先,“關係社會”不公正:這不僅因為某些不受制約的“關係”運作往往逾規、缺德、違法,而且因為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中,每個人享有的“關係”資源往往差別極大,即使所有的“關係”互動都在法律、道德、規則的框架之內運作,有“關係”的人也比沒有“關係”的人更能占點兒小便宜(即在大家都在“前門”排隊的時候,試圖從“後門”溜入),有“高層關係”的人比僅有“低層關係”的人更能占點兒小便宜(即發現“後門”也有人排隊的時候,試圖插隊,或試圖另闢蹊徑:從“後窗”跳入),這使那些沒有“關係”的人和只有“低層關係”的人有著一種深深的不平之感。 其次,“關係社會”不經濟:即使對那些有“關係”的人和有“高層關係”的人來說,構築“關係網”和運作“關係”,也是要付出很大精力,花費很多金錢的。我不否認中國的確有不少從“關係”運作中獲益甚豐的人,但對多數人來說,他們對“關係”的投資卻遠遠大於回報。如果生活中大多數事情都可以通過履行契約、遵守規則而完成,這筆用於“潤滑”各類“關係”的費用,本來可以有更好的用途的。對整個社會來講,這種“不經濟”就更加明顯了:沒有人統計過,中國的“關係潤滑油”如果兌換成金錢,其總量有多大、在個人消費額和全國GDP中占的比例有多高,但肯定不是一個小數。總之,拉“關係”的成本和代價不菲,是對中國人有限的金錢、物質、精力、時間、感情等方面資源的毫無意義的浪費。 頗具諷刺意義、甚至悲劇意義的是,在中國,其實人人都知道這種宏觀意義上“關係社會”的弊病,但人人更清楚微觀意義上自己沒有“關係”或沒有“高層關係”的不利之處,於是,人人都拼命拉關係、走後門,然而,正因為“關係”資源配置難以平等,也永遠不會平等,正因為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結識並有財力買通“後門”的“把門人”,所以,那些拼命拉關係、走後門的人,或許因偶爾獲益而沾沾自喜,更多的情況下卻因無法“破後門而入”而倍感沮喪,但沮喪感又激發了尋找後門的更頑強的“鬥志”,就這樣,人們屢戰屢敗,屢敗屢戰,而無數此類個體行為的綜合效應,卻是形成了一個更加不公正、更加不經濟的社會環境——嗨,這真是一種中國特有的“關係悖論”,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後門困境”。 我真的不知道,中國人何時才會、如何才能破解這種“關係悖論”?更不知道中國人是否有足夠的智慧最終走出這一“後門困境”?也許,只有當中國人發現“後門”也排起了很長的隊伍之時(就像我那位朋友講的那個故事中的情景),才會共同探討如何訂立排隊的“規則”?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作者郵箱:weicheng_ft@yahoo.co.u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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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兩岸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