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特性的誘惑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許知遠

一九四二年夏天，一群日本批評家、思想家、學者聚集在京都，討論“如何戰勝現代”和“日本的世界使命”。距離珍珠港事件剛剛八個月，他們都沉浸在日本對美國的勝利之中。

在他們的頭腦裡，“現代”是西方的代名詞，它已經污染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如今是一次清理的良機。一位元歷史學家對主題進行了更細緻的分析：“戰勝”意味著“在經濟上戰勝資本主義”，“在政治上戰勝民主”，“在思想上戰勝自由主義”，最終“戰勝歐洲對世界的主導”。

這像是對明治時代“全盤西化”的逆反。從一八五零年代到一九一零年代的漫長歲月裡，“啟蒙與文明”是日本的主題，它們都來自西方。他們按照德國方式建立陸軍，海軍部隊接受英國人的指導。他們建立現代工業，建設大規模的交通與郵政設施；成立司法部扭轉“個人權利被輕視、員警獨斷專行”的混亂局面；新憲法則規定：不得隨意逮捕公民，財產權受到保護，公民享有宗教、言論和結社的自由；政府還改革了教育制度，鼓勵日本青年前往西方留學，人們吃牛肉，穿長褲，攜帶雨傘，戴手錶和鑽石戒指，兒童通過兒歌瞭解汽燈、蒸汽機、馬車、照相機、電報、避雷針、報紙、學校、信箱、輪船，它們是文明的象徵。

“國家富強”是這些措施的首要目標。這也是一次國家主導的高速發展。比起工業化的爆發性發展，政治改革卻停滯不前。民主制從未建立，一些自由派思想家發現，儘管個人權利日漸覺醒，但它總是從屬於國家目的。比起工業與軍事上的迅速攀升的投入，普通人的生活水準提升緩慢。對外擴張則是減緩國內矛盾的手段，勝利總輕易的壓倒這種質疑，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勝利，似乎證明了這條道路的正確。

正是在這勝利中，危機日趨顯著。隨著明治天皇在一九一二年的離去，某種失落感也隨之而來。人們為了一個目標奮鬥了六十年，結果感覺到的卻是最初的許諾和現實生活間的鴻溝。日本富強了，日本人的生活仍危機重重。這種危機因為現代化的必然疾病，更令人難以忍受。人們都湧向東京這樣的大城市，鄉村隨之衰敗，外來的觀念與生活方式進入生活的每個角落，青年人是好萊塢的熱烈追隨者，體驗到前所未有的新奇，但更多的人則發現被這新變化弄得心力交瘁、飽嘗現代化初期的折磨。因為捲入了全球市場，週期性的經濟危機也折磨著日本。從美國開始的大蕭條，更是把這個國家推入了絕望。

當現實動盪不安時，人們就開始美化過去。很多人開始思考，日本是否走過了頭。那個安寧、純粹、和諧的日本難道已經死亡，被這個充滿欲望、物質、刺激、機器力量的美國文化所取代？長期被壓抑的屈辱感也隨之泛起。自從美國的“黑船”打開日本的國門，西方（尤其是美國）是希望也是屈辱的來源。它給予日本明確的方向與目的，卻也不斷提醒它昔日的創傷。一種浪漫化的“日本獨特性”開始興起：一個受到污染的日本，必須從西方的影響中擺脫出來，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它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包括戰爭。

聚集在京都的知識份子，象徵著兩種思想的彙聚。一種是“日本至上”的沙文主義者，他們沉浸於一種想像中的日本獨特性與神聖性，它櫻花般的純潔品格；另一種則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把大蕭條看作西方資本主義的失敗，認為日本應該追求一條國家資本主義道路。他們都相信日本理應創造一條獨特的現代化之路。他們都小心翼翼的掩藏起自己受挫的自尊與雄心。其中一些人曾是西方哲學的熱烈擁護者，如今開始大談日本精神。似乎到了這樣一個時刻，他們不用再生活在西方的陰影之下了，他們不無笨拙的使用自己的語言與概念：現在是我們來制定規則了。他們在為西方陰影憤憤不平時，對於日本正籠罩在亞洲陰影下視而不見，不追問屠殺的軍刀是否也是日本精神的延續。他們真誠的相信，日本負有獨特的使命，要幫助亞洲其它國家建立一個以日本為核心的東亞文明，來對抗西方的殖民主義。

在京都的會議十個月後，中國領導人蔣介石發表了他雄心勃勃的著作《中國之命運》。五十六歲的蔣介石正站在他個人聲譽的頂峰。儘管與日本的戰爭陷入僵局，但自從珍珠港事件爆發以來，他已認定勝利站在了自己的一邊。戰爭提升了中國的地位，蔣介石不僅躋身於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之列，美、英等國還決定放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這也意味著不平等條約的廢除，中國擺脫了半殖民地的狀態。“此為總理（國父）革命以來畢生奮鬥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親手達成。中心快慰，實為平生唯一之幸事。”他在日記裡寫道。

儘管在日本接受軍事訓練，把兒子送到了莫斯科，雇傭了德國軍事顧問，娶了一位衛思理的畢業生，信奉基督教，一心期待美國援助，蔣介石仍是個徹底的民族主義者。他的民族意識的核心是中國的獨特文化。這種文化建立在儒家的道德秩序上，它令中國可以維持如此漫長的生命力，創造出種種輝煌。在他看來，是西方人的入侵，造成了這種文化與道德的衰敗。他的所有的努力，不管是共和革命、北伐戰爭、圍剿共產革命，都是為了驅逐這些外來力量，最終恢復中華文化的純潔性。也因此，中日戰爭是鴉片戰爭以來一連串外辱中最近也最嚴峻的一次。英美對“治外法權”的放棄，被他視作最終勝利的開始。中國人，只有在他領導下的中國人，廢除了不平等條約，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運。

在這勝利情緒的鼓舞下，他出版了《中國之命運》。儘管普遍相信，陶希聖是真正的執筆者，它的價值觀卻明確無誤地來自蔣介石本人。倘若一九三四年的“新生活運動”是他用傳統文化與道德重整社會的嘗試，《中國之命運》則是對他思想的一次總結。從《詩經》中的民族起源到眼前的中日戰爭，這本兩百多頁的書試圖傳達這樣兩個觀點。第一，中國文明一直和諧地延續，按照自己的節奏發展，直到西方人的到來打破了一切，今日中國的所有弊病，都是這些外來者帶來的，他們摧毀了我們政治、經濟，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自信心；第二，重建中國必須要清除外來影響，重塑傳統，國民黨是重建過程中的指導者。

在某種程度上，《中國之命運》也是《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精神的延續。一九三五年一月，包括陶希聖在內的十位學者聯合發表了這份宣言。表面看來，它是日益加劇的民族危機的象徵，中國不僅失去了自己的領土，可能還要失去自己的文化特徵。它的主張似乎也頗為平和，它既不贊成復古，也承認吸收歐美文明的重要性，它強調的是這取捨要遵照中國現實情況而定，以“中國本位”展開文化建設。但胡適立刻就意識到，調和論不過是頑固勢力的另一種時髦的煙霧彈。中國文化的危機，不是來自西方的影響，而是來自自身的陳腐；而“中國本位”是一個偽概念，文化必定是變動、融合的，不會因為吸收了新元素，就丟失掉了中國人的特性；更危險的是，當有人試圖決定什麼適合中國時，操縱必然隨之而來。在這份宣言發表之前，胡適和他的自由派朋友剛剛進行了一場“專制與民主”的辯論。一些人相信，因為顯著的內外交困，一位強有力的獨裁者更適合中國，胡適則為民主辯護。

這場辯論與這份宣言，還有新生活運動，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繫。對於“中國本位”、“中國文化”、“中國道德”的頌揚很容易就置換成為現有政權的辯護。單純的文化保守不令人憂慮，它是身份危機的自然反應，有時還引人同情。很少有一個群體比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更戲劇性的感受到自己地位的衰落。他們曾是中央帝國的知識與道德權威，長久的被一種優越感包圍，感覺自己正是世界的中心，如今他們不僅無力拯救受困的中國，還感到自己長久以來引以自傲的知識與教養變得一錢不值，要從頭開始學物理、天文、民主、共和、化學、代議制……這種焦慮令他們抓住每一次機會，以保留殘存的自尊，就連最清醒的頭腦也不免糊塗。每當自身的困境加劇，每當作為參照的西方出現問題時，文化上的優越論就甚囂塵上——中國或許在軍事、政治、經濟上的競爭失敗了，但文化上卻仍遙遙領先。他們開始攻擊西方文化，美化自己的傳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梁啟超感慨歐洲科學的破產，代議政治的困境，鼓勵中國青年去拯救西方破產的物質文明。嚴複則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這種情緒還演化成“東方與西方”、“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一種普遍性的觀念深入人心：東方注重精神，西方注重物質，“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即使中國在現實世界的爭端中落後了，但它代表的“東方文化”卻有其獨特魅力，甚至能解決今日世界的精神難題。這種觀念因為三十年代的民族危機而加劇。就連最自由的心靈都發生了戲劇性的改變。在中日戰爭爆發前，林語堂會感慨說，中國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道德，而是把更多的政治家送進監獄，但戰爭爆發後，他的口吻則越來越接近重慶的官方語調。他廣受歡迎的作品《生活的藝術》，是對中國的傳統文化與生活方式的精心浪漫化。在二十年代初被描繪成壓抑、僵化的家庭生活，如今變成了優雅、閒暇、平和的生活藝術，是物質、功利、焦慮的西方世界的解毒劑。

但當這種情緒被捲入政治行為中，它則可能導向令人不安的結果。籌安六君子或許是真誠的文化保守者，是儒家倫理的信奉者，但捲入袁世凱的復辟卻是另一回事，他們令自己的文化信念蒙羞。二十年代的“國粹派”與“五四派”的論戰，不過是紙面上的硝煙，也可能有助於人們更深入瞭解中國的現狀。但當南京政府完成了統一，蔣介石加強了專制力量後，“國粹派”的文化含義就被轉化成政治含義，蔣介石一面試圖建立自己的獨裁權力，一面把儒家之道推到了公共生活的中心。

文化保守與政治保守，在《中國之命運》裡彙聚成高潮，它們都以傳統與拯救中國的名義出現。它的發行量超過了兩百萬冊，在一個物質匱乏的戰爭年代，它選用最好的紙張，以便宜的價格出售。但很可惜，蔣委員長大談“中國之命運”、“國父的主張”，攻擊西方文化的影響時，刻意忘記了孫中山的啟蒙來自英國的殖民地香港，革命是從租界開始的…

京都的“日本道路”與重慶的“中國之命運”的命運都差不多，它們隨著戰爭失敗而結束。但它們代表的精神既不新鮮，也從未死亡。當經濟奇跡為日本贏來自信時，盛田昭夫與石原慎太郎出版了《日本可以說不》。前者是索尼公司的創始人，被認為是最為美國化的日本商人，三十年來他一心要進入西方市場，為日本產品贏得榮譽；後者則是一位知名的政客，以極端的日本民族主義情緒著稱，他否認日本的戰爭歷史，同時攻擊中國的民族主義與美國的帝國作風。“說不”的對象是美國，它呼籲日本在經濟與外交的諸多領域提高自主地位，對美國充滿怨恨，因為它剝奪了日本的獨特身份。但日本的政治結構已經改變，這種情緒轉化成暫時的媒體喧囂，也變成一輪的經濟民族主義。隨著資產泡沫的破滅，這種“日本獨特論”消退了。

在日本的泡沫破滅時，“亞洲價值觀”正大行其道。新加坡的李光耀創造了這個概念。當臺灣、香港、新加坡、韓國的經濟增長震驚了世界時，一些人認定它們都受惠于儒家文化傳統。李光耀把這模糊的意識塑造成一個理論系統，它是一套與西方不同的“亞洲價值觀”，儒家倫理是它的核心。客家人李光耀肯定是刻意忘記了，他是大英帝國與劍橋、而不是中國文化的產物。他也曾公開說，他身上的中國特性並不比約翰·甘迺迪的愛爾蘭印記多。新加坡也與儒家的傳統沒有太多的關聯。直到八十年代，政府甚至一直在取締中文學校，因為新加坡政府曾認為中文學校是共產主義的溫床。儒家文化是新加坡政府生硬製造出的新傳統。冷戰時代的李光耀用反共來壓制政治挑戰者，對儒家文化的推崇則是他對個人權威的新辯護。複雜的儒家傳統也消失了，它被簡化成了個人對集體、對權威的服從，它強調一致、反對衝突。在它的名義下，新加坡多種族、多宗教的現實，變成了一個和諧的儒家社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亞洲價值觀”深入人心。它似乎既為東亞經濟奇跡提供了解釋，也為其他的威權政府提供了理論支持。當新加坡政府在一九九三年鞭打處罰一位美國少年時，它還贏得了很多地區的喝彩——它是對美國的公然挑戰。它也在表明，人權不過是另一套西方的說詞，它不適合新加坡——它遵從的是“亞洲價值觀”。但處罰也展露出新加坡社會的秘密——與其說它依靠儒家倫理來粘合社會，不如說它依靠法家的苛刑。在某種程度上，李光耀是蔣介石的更加三心二意的繼任者，讓他著迷的從來不是儒家文化，而是如何壟斷權力。

之前的例證，“日本獨特性”與“中國之命運”，不管最終被證明是多麼地荒謬，仍有著歷史基礎。“亞洲價值觀”卻徹頭徹尾地來自政治權力的臆造。它不僅簡化了儒家傳統，也扭曲了“亞洲”的概念：一個幅員遼闊、文化多元的大陸，竟被四百萬人口的新加坡所代表了。

“亞洲價值觀”的命運不夠長久，它同樣因為金融危機而消散。但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仍令很多人著迷不已——如何將政治壟斷、高效的市場經濟、虛假的傳統文化、高科技、消費主義結合在一起，令它們為現代的獨裁者提供合法性。在過去的二十年裡，新加坡一直是中國的楷模之一，以至於李光耀不無嘲諷地說，一個十三億的中國，總要向四百萬人口的新加坡尋求建議。但現在，一個更強大的替代者興起了，它是“中國特殊論”與“中國道路”。二

“‘中華政體'主幹沒變，不僅六十年沒變，而且兩千多年都沒有根本的改變，依然非常“中華”。中華政治文明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底蘊深厚；兩千多年的驚人變化就是在以不變應萬變、求萬變中發生。因此，中華文明成了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北京大學教授潘維這樣宣稱。潘維也為這種中華政體尋找出四大支柱，它們是一套與西方政體截然不同的機制。他相信，保持這種政治體制，才是中國未來三十年成功的關鍵，複製西方道路必然導向失敗。

潘維是在香港發展論壇做出這一論述的。論壇的創辦者陳啟宗是香港最成功的地產商之一，也是一位西方價值觀的長期批評者。在華爾街的金融危機爆發後不久，他在《金融時報》上宣告“西方說教可以休矣”，“西方的道德優越感已經破產”，“西方必須適應新的全球現實，它們將不再像過去那樣佔據主導地位”。

這一年論壇的主題是“中國未來三十年”，發言者是來自華人世界的學者與知識份子。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幾位中國大陸的學者，他們高聲地讚揚中國文明獨特性，對於西方世界則不屑一顧。另一位演講者甘陽則相信，中國未來三十年是否成功的主要標誌，是中國留學潮的終止，西方已經不能教給中國什麼了。甘陽也是“中國道路”的最重要的宣導者。幾年來，他的一系列論述的核心是“如何把中國從西方思想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他還把所謂儒家理念、毛澤東的平等思想、鄧小平的市場改革混雜在一起，塑造成一套政治理念，認定它才是中國成功的原因。幾個月後，在後續的論壇發言裡，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王紹光則創造了“社會主義3.0”，中國式社會主義不僅沒有失敗，而且已勝利地進入了第三個探索階段。

在展望未來時，對歷史的重塑也開始了。北京大學現代文學教授韓毓海在差不多時間出版了歷史著作《五百年來誰著史》。他重溫了明末至今的中國歷史，試圖推翻一個被長期接受的觀點——中國在近代的衰落主要緣於自身制度、文化、技術的困境，它們無法適應現代的挑戰。他相信中國的衰落不是因為“專制”太強，而是“專制”不夠強，中國沒有足夠的“國家能力”來對抗西方的挑戰。中國的衰落與西方霸權的擴張同時發生，是因為後者的“軍事-金融-國家”攫取了主要利益。而“當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並不是什麼抽象的國家與人民的矛盾（或者所謂‘官民對立'），而當下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其根源實則肇始於一九七零年代初期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推出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政策……”他相信，中國的主要問題是與買辦資產階級與西方資本主義的結合力量，他們壟斷了國家權力，掠奪勞動人民，“民主”、“自由”、“人權”不過是這些篡權者們的自我粉飾。韓毓海是在紐約大學訪問時思考出對世界與中國的新理解的。邀請他前來訪問的是文學批評家張旭東，他擁有更多的雄心，他不談論“中國特色”，他要強調的是“中國價值應該跳出特殊論”，“要創造新的普遍價值”。

與多年來宣傳機器炮製的“中國特色”、“反帝國主義”不同，這些聲音來自於一群訓練有素的青年學者。他們大多出生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們是文化大革命中年紀尚小的旁觀者，在思想混雜、開放、批判傳統的八十年代進入大學，幾乎都是那股“向西方學習”風潮的影響者與製造者，來自西方的觀念與思想，是他們改變中國的武器。九十年代，他們紛紛前往美國大學深造。但如今，他們卻成為了西方最熱烈的批判者和中國政府最熱烈的支持者。與之前的幾代文化保守主義者不同，他們辯護的對象不是更寬泛的文化傳統，而是中國的政治制度。昔日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可能渾然不覺、半推半就地被政治力量所利用，他們則是現實權力的熱情啦啦隊。

這一群知識份子的集體亮相，也像是一場風潮的另一個高峰時刻。這場風潮既來自于長久的文化保守主義的衝動，也來自於過去二十年中國的新現實。

三

一九九一年，季羨林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來形容一個即將到來的新時代。在這個時代，西方文化將衰落，而東方文化則上升。八十歲的季羨林是一位著名的梵文、吐火羅學者。在他的生命中的大部分時刻，沒有太多人能理解他的學術成就。但此刻他正獲得一個新身份。他出生於一九一一年，是動盪的二十世紀的親歷者，他也是民國燦爛的學術界的參與人、牛棚生活的倖存者——一個中國知識份子命運的標本。歲月、經歷、不無神秘的學說，都賦予了他某種權威。這種權威對於重塑一個信念破產的社會是如此重要。在季羨林講話的同時，“國學熱”開始興起，一個謠言也開始被廣泛流傳：七十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呼籲，要從儒家文明中尋找解決世界危機的智慧。它們都是對八十年代激烈的反傳統的一次逆反，就像二十年代的“國粹”運動是對新文化運動的逆反一樣。

瀕臨破產的不僅是文化，甚至可能是整個中央政權。兩位年輕的學者胡鞍鋼、王紹光在一九九三年發表了《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哀歎中央權力的衰弱。它也是對現有國際局勢的回應，蘇聯與南斯拉夫已經解體，中國會陷入同樣的局面嗎？擔心中國命運的一些學者相信，只有依靠民族主義，才能將分崩離析的社會重新聚合。

一種反西方（主要是反美）情緒也興起。天安門廣場上臨時的自由女神像被遺忘了，取而代之是對美國的憤怒——它是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失敗的“幕後黑手”。兩位在美國接受教育的中國學者則告訴中國讀者，美國的新聞媒體還一直在“妖魔化中國”，另幾位青年知識份子則大聲喊出“中國可以說不”。

知識份子關注的主題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八十年代，他們攻擊傳統、關注政治改革、要求自由、人權與民主，現在則是“國學熱”、“漸進改革”、“民族主義”，他們強調的是在現有政治框架內的調整，以國家權力的角度、而不是人的角度來看待問題。它既是為了躲避嚴酷的現實政治，可能也是對於之前激進態度的反思——中國的現狀太過複雜，沒有簡單的答案，也不能僅僅從西方求解答案。它也是對冷戰結束後的世界新格局的反應，“文明的衝突論”讓人憂慮中國的國際地位；而好萊塢電影、任天堂遊戲、可口可樂、麥當勞、銀座的時裝潮流湧了進來，中國人的身份危機則加強了。一種彼此矛盾的情緒也紮根在很多人心中——人們自得于中國文化是未來的希望，又憂慮于外來的文化入侵。在季羨林的東方文化世紀到來後，七十五位學者卻在2004年的《甲申文化宣言》上，期待某種更高力量來制止錯誤的外來文化。

在這種憂慮的同時，經濟增長、物質豐沛，開始給中國注入新的自信、甚至傲慢。從前，中國政治家們期望加入WTO來推動中國內部改革，而如今世界在等待中國政府的決定；西方曾相信中國將融入它們引導的潮流，而現在卻承認中國不僅不會和它們一樣，還要打破現行秩序；中國公眾曾著迷於“美國夢”，現在他們卻覺得倫敦的房子太舊、白金漢宮怎麼能與故宮相比，曼哈頓的高樓大廈比不上陸家嘴金融區，柏林的購物中心根本就不夠大、營業時間也不夠長，人們在熱情地談論“大秦帝國”、“大漢帝國”、“大唐帝國”、“大清帝國”，“如何從經濟大國演變成政治與文化大國”的論調此起彼伏；論語、周易乃至三國演義中帝王術，都再次變成了“中國智慧”——他們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於世界文明具有重要價值。

中國共產政權默許、也鼓勵這些潮流，並成為最重要的受益者，儘管它的結構與內容並未改變，但共產黨政權卻獲得了新的魅力，政治保守隱藏在文化保守與民族主義的後面。二十年前，很少有人認為中國共產黨能夠維持下去，在國內它面對著震驚和不滿的公眾，在國際上，它受到了孤立。而現在，它是經濟、政治的巨人。它披上了“民族復興”的新袍，它不僅是一個大國的崛起，還是一個古老文明的再度恢復生機。這個政權脫下了陳舊、呆板的毛式服裝，換上了溫州製造的阿瑪尼與漢服唐裝。既然古老的中國傳統強調“為政必先正名”，它也需要一些學說來證明自己的新地位。

而這群知識份子自告奮勇地出場，他們熟悉各種理論，能把腐朽的思想套上金邊外衣，把燦爛的金光展現給外來者過目，也讓中國陷入自我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