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手黨山村 50多人牢裡蹲

2011-07-17旺報－【記者廖慧娟／整理】《南方周末》

　農村青年嚮往城市淘金，但缺乏學歷、無一技之長，往往夢難圓，只能鋌而走險，謀不義之財；從此，不僅人生添汙點，家鄉也被抹黑，下一代更無法翻身。

　名列大陸國家級貧困地區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天等縣上映鄉溫江村，別名「砍手黨山村」，主因是村裡的年輕人到城市找「錢途」，卻因沒學歷、沒技能，謀生不易，只能組幫派、混黑道、搶劫財物，還曾在犯案時砍斷被害人的手，被稱為「砍手黨」，害得家鄉背負惡名。

　2005年深圳曾發生一起殺人案，凶嫌閉文星（阿星）來自溫江村。原本和親戚混黑道，在父親苦勸下脫離，但因工廠老闆欠他962元（人民幣，下同）薪水，管工扣押他的身分證還謾罵，他憤而殺人，被法院判死緩，其中轉折令人唏噓。

　不料，5年後的現在，阿星卻坦承當初犯案是與同村好友馮春毫預謀劫財，但只搶到400元還殺了人。《南方周末》即以他的經歷，述說溫江村為何會成為「砍手黨山村」的源由。

　讀書無用 賺錢優先

　如阿星這樣的新生代農民工，生命有三部曲：進城打工、辭工、犯罪。中國社科院2011年2月24日發布《法治藍皮書》，指出2010年新生代農民工已近億，犯罪案件約占全國城市刑案的1/3，在外來打工者最多的珠三角，比例更驚人。

　他們的犯罪特色是「共同犯罪、團夥犯罪突出」。以溫江村打工者集中的深圳公明鎮為例，逾98%刑案罪嫌是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主的外來人口，光是來自溫江村的年輕人，已有百餘人因搶劫被判刑，目前還有近50人在坐牢。

　溫江村位於石灰岩質石山的狹長山谷，土地貧瘠，缺水利設備，每畝稻穀產量僅有4、5百斤。因世代窮，民風相對慓悍，治安紀錄很差，縣誌記載這裡曾發生大規模打群架事件。

　村支書趙佩榮表示，居民平均每人年收入約1600元，月入僅60元；孩子們大多因家貧念不起書。陸媒調查後，發現來自溫江村的50名搶匪中，逾8成僅有小學學歷，少數有初中學歷，還有人是文盲，連自已的名字都不會寫。

　與一般貧窮農村相同，溫江村中16到40歲的青壯勞力幾乎都在外地打工，半數人家還完債、蓋磚房，因此村民們相信「讀書無用論」，賺錢才是王道。

　一輛車 掀起犯罪潮

　這個村落的故事，要從2000年的農曆春節說起。在公明鎮打工的趙民顯開著輛日產Blue bird衣錦還鄉，讓僅有2千人的小山村為之騷動。

　目前在廣東韶關監獄服刑的趙民顯回想當年，自責地說：「這車把大家都害了。」雖知他是混黑道、財富是偷搶而來，但村民與親戚仍懇求他：「幫我把孩子帶出去。打工哪有你們賺錢。」

　當時15歲的阿星受趙民顯的影響，過完年就離開村子，投靠在深圳打工多年的父母、姊姊。見識過深圳的城市繁華景象後，阿星決定休學，留在深圳打工。

　在新興橡根廠打工8年的父親閉偉寶對兒子的決定莫可奈何，只能把兒子引進工廠打工，就近監管。新興橡根廠號稱全球最大內衣輔料廠，員工80%都是廣西人，溫江人就有2百多位，大都在附近的馬田村租屋，自成一個生活圈。

　但阿星很快發現掙錢是不容易的事：每天在機器前站12小時，首月工資450元，後來調升為每月600元，在深圳並不夠用。

　阿星在馬田村碰到不少同學，也找到許多親戚，更發現父親在工廠打工一輩子，都沒有堂叔趙民顯在黑社會混一年賺的多。表哥言明顯先離開工廠，成為趙民顯的小弟，每天至少能拿到100元；阿星羨慕不已，17歲就離家出走，和言明顯等人混在一起 。

　混黑道 找回尊嚴

　趙民顯原來是心地單純、心繫鄉土的第一代農民工。1996年，16歲的他就到新興橡根廠工作，每天上班12小時，工資不到5百元，唯一願望就是存錢回老家蓋磚房。

　8個月後，趙民顯因違反廠規被辭退後，即不斷在找工作與失業中輪迴，多次被當地的巡防隊員打，要拖他到收容所；所以只要失業，他就睡在陽台，若有巡防隊敲門，可立刻由陽台落跑。

　即使再苦，趙民顯也不願回老家，他對深圳有很複雜的感情，恨的是「為什麼我在家就沒有人查，來這裡就經常被抓？」愛的是五光十色、燈紅酒綠的城市光景：「哪怕你沒有錢，你走在大街上，都感覺自己很快樂。」

　後來，他和際遇相似的妻舅兼表兄楊成康淪為無家可歸的遊民，無計可施，只能靠偷竊維生，1998年還向一名廣西老鄉學偷摩托車；1999年，他們認識深圳燕川治安隊長的鐘哥（也被逮捕判刑），並透過鐘哥認識馬田村附近的各路治安隊「老大」，人生有了大轉折。

　目前也在坐牢的楊成康回想：「以前我和趙民顯打工，失業時，過的是豬狗不如的生活。後來加入了黑社會，才算找到尊嚴，老鄉們，也因為我們增加了一點地位。」

2000年，趙民顯和楊成康逐漸控制深圳寶安區松崗鎮的「廣西長途汽車站」。這是塊不到2千平方公尺的空地，平時零落地停著3、5輛開往廣西南寧、崇左、玉林等地的長途客運，但每年接近春運時，在正規車站買不到車票的廣西打工者，都會到這裡搭車回家，熱鬧非凡。

　趙、楊說服天等縣籍的司機，以暴力把其他的長途車趕出車站，正式形成一股黑勢力。

　搶地盤 逞凶鬥狠

　趙、楊掌控車站後，把客運票價調漲1倍，春運時更漲到每張300元到500元，趙、楊再從票款中收取超過30％的保護費，平均每天收入近10萬元。管理車站需要人手，因此，趙民顯利用投奔他的溫江村年輕人，付給每人每天100元小費。

　車站「利潤」暴增，湖南幫也想分杯羹。趙、楊決定買槍支自保；有回湖南幫幾百人砸場，趙、楊帶20名手下反擊，人手1支雷鳴登槍（Remington）轟得湖南幫眾鳥獸散。

　看到堂叔的「成就」，阿星的表哥言明顯先投靠。2002年，17歲的阿星也加入，和表哥一起混，曾為幾名同村的搶匪當把風人，看著他們拿刀逼走計程車司機，再把車賣掉。阿星說：「你們搶你們的，不關我的事。被搶的只要是不認識的就行，不認識的比較好下手。」溫江村還流傳一首黑色民謠：「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個黑社會；又有錢，又有勢，晚上還有美女抱著睡。」

　趕走湖南幫，車站卻被實力更強的黑道老大相中，設陷阱讓員警逮捕趙、楊；沒了老大，趙民顯的表弟許國定開始與同村人結夥搶劫。許國定是阿星的小學同學，2人同住在合水口村一間破瓦房，村人持槍搶劫時，阿星會在旁觀戰，他說：「砍人、死人的事，那時都看多了。」

　2003年5月某天，許國定回家向阿星說「被員警跟上了，被打了一槍，子彈打在方向盤上。」隨後拿了2支槍開車出門，卻死在公明廣場，車上滿是和員警發生槍戰時留下的彈孔。

　這些「挫折」並沒阻止溫江人。2004年，溫江村19名年輕人在馬田村天橋上行搶，居然把受害人的右手砍下來；許國定的弟弟許國亮被抓到時，大聲嗆員警：「我們整個村的年輕人都是來廣東搶劫的。」這席話激怒輿論與員警，大舉圍捕溫江村的搶匪，4、50人在半年內被捕，包括阿星敬重的老村支書馮成金的兒子與侄子。

　村有惡名 找工作被排斥

　貧窮，迫使溫江村人外出打工，卻因重重挫折，意外成為黑社會一員，最後淪為階下囚。他們匯回村裡的黑錢，雖一度改善老家的生活，但在他們入獄後，只有老弱婦孺的村子，貧窮再次逆襲，不少留守兒童只能輟學，走上打工與漂泊的老路；以1994年出生的馬文清為例，小學沒畢業就到深圳一家五金廠打工。

　12歲就找到工作的馬文清是幸運的，因為「砍手黨山村」惡名讓深圳人在招聘工人時，規定「不招天等人」、「天等人免談」，因此，更多溫江人只好加入黑社會，成為新一代「砍手黨」。

　警方也不是省油的燈，連續幾年追擊，溫江村的年輕人大半已被抓進牢裡。但受到「砍手黨山村」名號影響，上映鄉其他村莊有樣學樣，犯罪人數遽增，粗估有3、4百名年輕人在長三角與珠三角等地因搶劫被逮；其中，又以連加村搶風最盛，2005年到2010年間，有百餘名年輕人因在廣東搶劫而受刑事處理，還有2人被員警擊斃。

　血親網 等於犯罪網

　從溫江村45名搶犯抽樣，即可看到一張非常穩定與嚴密的血親人際網路，而這個網路是依託同鄉聚居區的人際關係。

　這些同鄉打工者的聚居區域，往往被本地人歧視與排斥；外地打工者總覺得本地人看不起他們，而本地人則認為外地人的文化素質太差。身為深圳本地人的新興橡根廠長麥沛明即說，當地逾8成的居民不願和外地人發生直接關係；阿星的父親閉偉寶也說，他從來沒有一個本地人朋友。

　因此，同鄉之間非得抱團自保，而且常不論是非，只論是否有利於同族，因此，同鄉間的犯罪網路，和日常社區網路並沒有嚴格界線。

　「砍手黨」因成員有地域與血緣關係，被北京市公安局研究人員任九光稱為「地域性犯罪」。中國社科院《法治藍皮書》認為，城市對農民入城的心理歧視和排斥、就業與受教育的困境、經濟政治待遇上的不平等、社會保障和救濟制度的欠缺、文化衝突等原因才導致了新生代農民工犯罪高發。

　長期研究農民工問題的劉開明博士也認為，要化解這類犯罪，需要從城市解除對農民工的戶籍限制、就業指導、失業養老社保、子女教育等一整套「社會排斥系統」，讓農民工融入城市，否則這類外來打工者與本地人可能會發生劇烈衝突，刑事犯罪，常常只是最初級的表現形式。

　（取材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