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祖詒見證的政壇祕聞  ──還未褪色的感時與懷舊(之十二)

雅爾達這個字，由於它在世界歷史中是一個轉捩點，它成了具有一個新義的詞彙，那就是死亡代替生命，戰爭代替和平，仇恨代替友好，謊言代替真理。

條約有效期為30年，如期滿前締約國任何一方未通知另一方願意廢止，則條約無限期繼續生效。雙方各依法定程序完成批准手續。中國於1945年8月24日正式批准，距簽字日僅10天，可見其迫切的光景。

至此，史達林處心積慮要想恢復自1904年日俄戰爭喪失、再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幾乎全被排除原在東北的勢力和權利，終於得到絕佳機會，在太平洋戰爭的尾聲時刻，透過《雅爾達密約》實現了他多年企求的舊夢。

據相關資料，當年美、英、蘇三國領袖在雅爾達集會的主題，原在討論歐洲戰場德國投降後，歐洲政治的善後問題和重建世界聯合國組織的議題。但在會議最後二日，史達林提出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條件、時機極為倉促。羅斯福精力已甚疲憊，予史可乘之機，於是在密談和密約的運作方式下鑄成大錯。

後世許多政治和歷史學者對《雅爾達密約》多有嚴厲的批評，認為對一個忠實盟友中國是最嚴重的背叛和出賣。伊莉莎白‧勃朗女士在她所著《背後的敵人》（1956年出版）一書中，於詳述雅爾達會議的經過始末後，就給那次美、英、蘇三巨頭所簽的協議稱之為「不義的雅爾達」（YALTA Betrayal），並在結論中作強烈的貶斥：「雅爾達這個字，由於它在世界歷史中是一個轉捩點，它成了具有一個新義的詞彙，那就是死亡代替生命，戰爭代替和平，仇恨代替友好，謊言代替真理。」

季辛吉博士也有評論。他在所著《外交》（Diplomacy）一書中（1994年出版）對雅爾達會議有這樣看法，他說：「史達林對庫頁島和千島的要求就蘇聯安全和俄國歷史來說，自然有相當關連性，即使不很明確，但他對大連、旅順作為自由港和滿洲鐵路管理權的要求，則明顯表露那是跨入20世紀以來沙俄帝國主義的範本。

羅斯福在雅爾達作了令人難以理解的決定，同意了那些要求，等於回復了莫斯科在日俄戰爭之後失去滿洲主控角色的地位。」

回顧從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2月雅爾達，再到1945年8月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整整14年，其間諸多事件都有脈絡相連、前後相貫的歷史因素。中日全面戰爭和二次世界大戰的興起，都是歷史板塊移動，彼此衝撞、互相衝擊，以至火山爆發。

蘇聯公然違約背信

再看中蘇條約執行後果，更是不忍卒睹。蘇軍進兵東北後次日，日本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蘇聯便以征服者自居，攫取所想掠奪的一切資源和軍品武器，對我領土主權和行政管轄完全置之不顧，也全不遵守新訂條約義務，使我整個東三省幾乎完全再度淪於被外來侵占的狀態。於是國民政府不得已歷數蘇聯違約背信事實，於1949年9月向聯合國大會提出控蘇案，經我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蔣廷黻博士費時兩年多的奮鬥折衝，終於1952年2月1日獲聯合國大會表決通過控蘇案成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當然隨之廢止。這在國際外交上算是得到了正義勝利，但實際整個中國和亞洲局勢已經面目全非。其全部過程猶似早年國際聯盟處理日本「九一八」侵華案的翻版，而受害地區正好同是我東北三省。

歷史演進不是偶然

本報告的結論是：《獨立評論》指出九一八事變絕非單一事件，極為正確，也就是在九一八之前的5次爆發，是九一八的歷史前因；反過來說，那5次爆發產生了九一八的歷史後果。同樣，九一八是雅爾達的歷史前因，雅爾達是九一八的歷史後果。

最後再引另一位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的話作為結束。他說：「歷史的演進不可能全部出諸偶然」，又說：「在某種範圍之內，古今中外的事蹟，都可以窮極其因果關係。」九一八事變和雅爾達密約兩個歷史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或許就可作如是觀。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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