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與海瑞，這兩個人看起來實在是八竿子打不著，一位是戰國時代推動秦國變法的主角，一位是明朝時剛正不阿的清官，年代相隔了1,700多年。不過，從這兩個人的際遇，卻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帝國的崛起與一個朝代的衰敗，對照之下，在大爭之世，有為者的一己作為，或足以左右時局，卻也難避免被時代的潮流所吞沒。

最近有線電視台頻道同時播著兩齣戲，一齣是以商鞅為主角的《大秦帝國》，一齣是海瑞在當中領銜的《大明王朝》。這二人都是知名的歷史人物，各自都處在一個變動不已的大時代。

商鞅，戰國時代衛國人，又稱衛鞅、公孫鞅，是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在那個時代，國際情勢複雜，合縱連橫；秦國則是積弱多代，甚至將淪為六國分秦的不堪處境。

秦孝公力圖強國，並向天下求賢；此時商鞅出場，並獲孝公重用，君臣同心，推動變法。這一年是西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前後執政19年，使得秦國大治，史稱「商鞅變法」，這也為後來的秦始皇統一天下奠定基礎。

至於海瑞，是明朝中葉的清官，一生清廉，歷經了正德、嘉靖、隆慶、萬曆等四朝。這傢伙是個「不合時宜」的人，當官要打擊貪腐、縮小貧富，以道德立身的結果，對抗的是那個朝代的官僚貪腐共犯結構，結果可想而知。

海瑞有名的除了清廉，另就是罷官。他的仕途坎坷，屢遭排擠，幾度罷官、辭官或被貶官後又復出，這位老兄幹的最有名的一件事是上給嘉靖皇帝《治安疏》，批評皇帝迷戀方術，並大罵「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更絕的是，挑明了「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換成白話文，意思就是說老百姓認為嘉靖不夠格當皇帝已經很久了。

還好嘉靖沒掉進陷阱，說了海瑞也許是比干，他自己卻不是紂王。嘉靖生氣歸生氣，也把海瑞下了獄，卻遲未處理。隔了二個月，皇帝掛了，新皇帝上任，又把海瑞放了出來。

海瑞之所以在近代聞名，是託了毛澤東之賜。毛澤東在1959年號召海瑞「直言敢諫」的精神，之後北京市副市長寫了《海瑞罷官》的京戲劇本，講的就是海瑞冒死上疏給皇帝的事，但接下來的發展則是為「文化大革命」掀起了序幕。

若把商鞅與海瑞拿來一起比較，倒是滿有趣味的。二人相似之處是所處的都是一個亟待變革的時代，都有既得利益的阻礙，存在財政與經濟問題，也都有變革政策的路線之爭。

商鞅變法前，秦國積弱，國窮民困，貴族階級有土地與奴隸的既得利益，商鞅變法的重點卻是「廢井田、開阡陌，實行郡縣制，獎勵耕織和戰鬥，實行連坐之法」，直接擋了貴族階層的財路。當時他與秦國老臣甘龍之間即有「反古」與「復古」的路線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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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的時代，朝中權臣嚴嵩專政多年，官僚貪汙已成共犯結構，文官系統非但無能力處理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商業社會的經濟問題，更助長財政困窘。海瑞看到了皇族高官大量兼併土地、社會貧富日益懸殊，除了以「道德」對抗貪腐，並主張「復古」恢復「井田制」，以免自耕小農結構崩潰，大量農民無以為生。

一個是要搞革命「反古」，廢掉井田制，把公有土地制改成私有土地制；一個卻是要拚死搞夢幻「復古」，反擊大地主兼併，想要實現井田制烏托邦式的理想。前者還在周朝末年的戰國時代，去古未遠；後者相隔商、周的井田制已逾2000年。

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充分授權，厲行改革，強了秦國，最終卻獲罪車裂於市；幾代後秦始皇統一了中國，開創出歷史新局。海瑞連皇帝都得罪了，終究只是歷史洪流中的一個泡影，未曾改變歷史腳步，明朝也一代不如一代，最終是眾多小農沒飯吃而起來造反，結束了這個以農民起義而興的朝代。

看商鞅與海瑞，看「大秦帝國」與「大明王朝」，歷史的興衰起伏、陰錯陽差與宿命無奈，總是令人唏噓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