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拍過四部長片的挪威導演艾瑞克波貝，每部作品都深刻的碰觸生命內在的自省，前作《心靈暗湧》探討加害者與受害家屬的陰霾與救贖，獲得影展熱烈回響。《一千次的晚安》則以導演戰地記者的自身經驗編寫而成，為了突顯戰地記者面對工作、使命與家庭之間的掙扎，他將主角改為女性，由茱麗葉畢諾許來詮釋這位與眾不同的女記者。

    蕾貝卡是位傑出的戰地記者，總是身入險境，藉著攝影機將衝突地區的真相傳播到自由世界。跟拍喀布爾自殺炸彈客，受到爆炸波及受傷，於是返家療養，劫後餘生，她決定不再重返衝突地區，她說：「我有二個孩子，還有丈夫。」這是一個女性戰地記者的兩難，工作與家庭，該如何兼顧。

    攝影機是她的工具，拿起攝影機她充滿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憑著直覺深入戰火不斷的戰亂區，她將鏡頭對準目標對象毫不猶豫，不帶情緒的拍下以聖戰為名，玉石俱焚的年輕女孩影像。即使在爆炸中受傷，她仍掙扎起身，繼續完成拍攝工作，她的專業，她的堅持，說明了戰地記者是她的天職。

    卸下戰地記者的角色，她和許多女性一樣，是個妻子，是個母親。然而攝影機對她的家人，卻更像傷人的武器。天真的小女兒麗莎開口先要禮物，丈夫馬可斯預先準備為她解圍。親友詢問「久別重逢」的感覺，馬可斯表示「鬆了一口氣」，丈夫的無奈，為壓抑的情緒埋下伏筆。麗莎接著向母親告狀，姊姊史黛看到網路報導哭了。親友卻說：「你們媽媽生來就很強悍，什麼困難她都能克服。」尚未社會化的小女兒，眼中的蕾貝卡只是個母親，工作並無意義。史黛雖然對於母親的缺席不滿，更擔心的卻是母親工作的安危，愛與怨的矛盾，成為青春期的複雜情緒，這些難題考驗著親友眼中勇敢強悍的她。

    翻閱史黛的生活剪影，成長的重要日子，母親幾乎都缺席。喜歡繪畫的史黛，獨獨畫不出母親的臉，唯一具像的畫作，是母親昏睡病床的素描。艾瑞克波貝充份掌握「影像」這個電影主題，巧妙運用畫面形成無聲的力量。史黛從未抱怨母女聚少離多的心情，然而愛的虧欠，卻是蕾貝卡無法忽視的內疚與罪惡感。錯過史黛的成長，接下來是否還要錯過麗莎的成長？

    然而缺席並非蕾貝卡家庭角色的最大困境，而是關愛。馬可斯憤怒質問蕾貝卡：「你跑去那裡做什麼？」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攝影記者有太多場域的選擇，為何讓自己身陷險境。蕾貝卡提醒馬可斯當初吸引他的原因，不正是自己的熱情與衝動！愛她與眾不同，卻無法接受她選擇與眾不同，這是親密關係的矛盾，因為關愛，所以恐懼。馬可斯在意的並非聚少離多，而是無法安撫處在不定時炸彈的恐懼內在。隨時苦等電話，隨時做好接到惡耗的準備，隨時面對無法預測的問題，未知的恐懼，他再也無法承受。

    這同時也是蕾貝卡的難題：工作與家庭的取捨。她對馬可斯承諾不再回戰區，馬可斯卻不相信。比起蕾貝卡，馬可斯顯然更了解她，他知道這只是倦鳥歸巢的重覆循環，那種冒險的細胞彷彿根深蒂固，療傷止痛後立刻蠢蠢欲動，她總是在等待著下一次出擊的召喚。

    果然收到行李，她的工作本能立即被激發，迅速完稿，雜誌社卻因華府干預，擔心美化自殺炸彈客效應，不准刊登。這段插曲成為價值觀最深沉的辯證，戰地記者的每一次報導，每一張照片，都是冒著出生入死的危險，報導如果無法發表，她的犧牲便功虧一籄，更何況：「人們對女星走光感興趣的程度，遠高於對世界大事的關心。」但是偶有那麼一次，就像肯亞事件中，她的報導使得聯合國立刻緊急加派部隊，「照片的力量」或許就是最大的回報。媒體的載舟覆舟，強權主義者對於媒體的愛恨與干涉，說出了現實的矛盾與無奈。然而對蕾貝卡而言，戰地記者的選擇，或許已非價值，而是不得不為的天賦使命。

    也許因為自身經驗的投射，導演將蕾貝卡與史黛母女之間的互動，詮釋的相當細膩而完整。母親雖然在自己的生命裡幾乎空白，然而史黛卻參加非洲研究的社團，甚至熱烈期盼與母親同赴非洲收集資料。為何朝夕相處的父親，安定的生活觀未能影響史黛，是遺傳、或者天生氣質，還是對母親工作的好奇，進而產生移情效應，不得而知。然而史黛的確逐漸走上與母親相似的道路，導演漸步漸趨的呈現了史黛心路歷程的典範移轉。

    史黛的非洲研究打開她與母親相互了解的那扇窗，非洲女孩瑪麗的故事，讓史黛從平面的世界進入立體，她開始認識非洲民族的悲劇與西方資本主義的貪婪，了解母親的職涯取代了對母親缺席的不滿。接觸事實的渴望挑起內在的潛能，她積極說服母親同赴肯亞，擇善固執的性格彷如母親的翻版。她問母親怎麼開始從事戰地攝影？蕾貝卡回答：「我年輕時就很憤世嫉俗，而攝影是拯救我的唯一出口，讓我得以用它抒發情感，讓我能平靜以待。」史黛問她：「你現在還是想嗎？」蕾貝卡說：「但我學會與它共處，將它融入工作。當你面對世間這一切，恐怖人禍，永無止盡的苦難，我希望人們在喝咖啡看報紙時，可以看見、感受並且有所行動，這就是我所企盼的。」拿起相機的手是為替弱勢發聲，那是更高層次的母性。了解是同理的起點，史黛接納母親的選擇，肯定母親的工作價值。母女攜手，在相知中和解。

    但是，史黛肯定的是戰地記者的蕾貝卡，並非母親的蕾貝卡。當衝突來臨，弱小的孩子需要的是母親的庇護，而不是衝鋒陷陣的英雄。蕾貝卡的本能卻讓她做出相反的選擇，她的確是個100分的專業記者，卻是個不及格的母親。她對史黛說：「有一天當你長大，你會了解自己的本質，會發現自己有多麼無能為力。對那些存在你心裡的吶喊。我的人生從那裡萌芽，卻無法將之徹底抛開。」誠如馬斯洛的理論，如果那就是我們天賦的使命，我們只能宿命的全力以赴。

    然而敬業的冷酷卻讓女兒心碎，史黛以鏡頭代槍連續掃射，無言的抗議成為最深沉的痛，對母親與女兒都是無解的難題。可是在非洲報告的資料整理中她卻逐漸理解母親，並且找到和解的空間：『當我想到那些天天生活在驚恐中的孩子們，他們顯然比我更需要她。』接受不完美的母親，並且以超越母親角色的母親為榮。蕾貝卡問她：『你還是害怕嗎？』她回答：「是的。沒有關係，麗莎說我們有全世界最勇敢的媽媽。」原來孩子會用自己的方式原諒父母，只是史黛原諒了她，但蕾貝卡要如何原諒自己，那個失職的母親！

    再次回到喀布爾，報導相同的自殺炸彈客議題，相對前次拍攝的專業與果斷，這一次當她看著與史黛年齡相仿的少女綁上炸彈，成為民族主義的復仇工具時，卻無法按下顫抖的手，只能微弱呼喊著：「你們必須停止這件事，去阻止。」她無奈的跪地痛哭，而同樣背向跪地痛哭的是少女的母親。兩個母親，一個不忍心，一個忍不下心，畫面成為比文字、比語言更強有力的控訴。蕾貝卡終於了解，他的天職不只是戰地記者，還有母親，即使無能為力，仍是不變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