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殺手》（Confessions of a Dangerous Mind）原名直譯為：「危險心靈的告白與懺悔」，電影結尾恰克貝利自陳：「我是查爾斯赫許貝利，我寫過流行歌曲，我曾是電視製作人，用麻木人心的幼稚娛樂，污染了全國觀眾的心，而且我還殺了33個人，我應該被詛咒下地獄。」開場恰克貝利的獨白則是：「那是1981年，我躲在紐約鳳凰酒店，我什麼都怕，自慚形穢，最後才發現記錄虛度的青春才能救贖我自己，並可以告誡世人，或許我能藉此找出原因何在。」藉由創作者的自省，點出片名所暗藏的生存選擇。面對現實與理想的抉擇，創作者該如何自處，真誠或自欺？

  後設是查理考夫曼慣用的編劇手法，或許也是他在迷信名牌的好萊塢找出的生存之道。他明白以自己的才華，只要配合好萊塢票房公式，寫出賣座劇本不難。然而「庸俗」無法滿足他的成就價值，忠於自我在好萊塢卻找不到立足之地。於是他利用好萊塢的名牌迷信，以約翰馬可維奇、蘇珊歐琳、恰克貝利的名氣，確保劇本知名度，可是他又不甘於拍成傳記電影，於是透過「後設」進行再創。因此「變腦」、「蘭花賊」、「神經殺手」，雖然題裁各自不同，卻明顯呈現創作者的高度自覺與存在焦慮，我是誰？我應該與眾相同，或者與眾不同？

  恰克貝利是60年代美國最受歡迎的電視製作人，他所製作的節目【約會遊戲】、【新婚遊戲】、【家庭遊戲】、【銅鑼秀】等game show皆創下高收視率，這些以參賽者臨場反應與自然表現為賣點的節目，打開素人成名的大門，誠如安迪沃荷所說：「每個人都有成名15分鐘的機會。」不按劇本操課的真實，獲得觀眾「擬真」的信任，然而良莠不齊的參賽者，也使得節目尺度難以控制，時而擦槍走火，引來衛道人士「揭人瘡疤」、「污染人心」之攻擊。

  1969年，恰克以獨立製作雄踞全美電視圈，火紅時期，每周節目超過20小時，最受歡迎的是全國收視冠軍的【家庭遊戲】。除此之外恰克貝利也當過作曲家，創作曾進入流行榜前五名，並獲得金唱片銷量。他也是個作家，寫過三本小說，並且是個作品獲獎的攝影師，集多元的創作才華於一身。

  更傳奇的卻是他在自傳小說裡，聲稱成名之前即被美國中央情報局吸收，是個狙殺33人的特務殺手。二個反差的人生，給了查理考夫曼靈感，他巧妙的運用恰克貝利影劇生涯起伏中的空白，編寫成【神經殺手】。藉此呈現恰克貝利傳奇的一生，並同時探討創作者面對自我的生存之道。

  恰克貝利說：「我不想殺人，我只想娛樂大眾」。然而電視評論家卻說：「他不只代表電視節目品質低落，我覺得查克貝利對社會的傷害，超乎眾人想像之外。」電視界的主流生態，究竟是娛樂大眾，或者是殺害人性？查理考夫曼以恰克貝利反差的二種身份：電視製作人與中情局殺手，提出矛盾與共生的觀點。

  大眾媒體是資本主義社會最具影響力的工具，一舉成名天下知，導演喬治克隆尼直接讓《麻雀變鳳凰》的茱莉亞羅伯茲現身說法，突顯主流社會最具威力的媒體魔法。操縱生殺大權的保守經營者，決定節目成敗的收視率，使得具有理想的創作者不得不在主流規則中妥協，求取生存之道，演藝界因此成為獵殺天才的戰場。恰克貝利沒有任何優勢的家世背景，想從大眾媒體脫穎而出，必須出奇致勝。他製作以素人現身說法為賣點的game show，讓「擬真」的素人在虛假的螢光幕前製造了「人人皆可成為明星」的假像，滿足了人期待被看見、被重視的價值，即使那些評價可能兩極。這在社群網站普及的現代，素人崛起或許不足為奇，然而在媒體霸權的六、七0年代，卻是可遇而不可求。【約會遊戲】、【新婚遊戲】、【家庭遊戲】、【銅鑼秀】，不但創造了素人明星的光環，也創造了恰克貝利的時代。

  喬治克隆尼運用後現代手法，穿插大量紀錄片、名人評論，試圖拉出一個客觀的空間，以完成查理考夫曼的質疑。恰克貝利的節目究竟是創意還是低俗？他是天才還是踐踏人性的商人？他原本也想製作高品質的綜藝節目，然而高程度的參賽者少之又少，原因何在？是我們的社會存在著太多庸才，卻缺少人才！或者資本主義的社會容不下天才，只有媚俗嘩眾才能取寵！是否就像【美味情書】裡所說：「才華不值錢，施展魔法才行。」

  至於參賽者呢？在螢光幕前曝己之短原因為何？恰克說：「誰想到有那麼多美國人夢寐以求想上電視，等著出個大洋相。」泳池邊的美女指責恰克是娛樂圈最陰險又可恥的人，不該嘲弄那些作明星夢的可憐人。恰克卻反擊：「我不認為這有什麼可恨。」低俗節目的高收視率，向來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捱」，究竟這是什麼樣的人性，是自我膨脹、自我感覺良好，或者寧可被罵，也不願被無視的內在需求呢？只要有名，就不是小人物。討好，成為創作者與受眾拉近距離的橋樑，這卻是查理考夫曼對於創作的質疑與焦慮。

  於是他聰明的運用恰克貝利的另一身份－殺手。特務的人生不同於演藝生涯，不會名利雙收，沒有掌聲。有的只是殺人與被殺之間的刺激，以及不為人知的愛國情操。相對於演藝事業的眾聲喧嘩，殺手生涯寂靜孤獨。然而每一次的任務皆無法預期，每一次的對象皆無法預知，每一次的風險皆無法預測，這種冒險不正是創作者最無遠弗屆的創意素材！恰克與派翠莎首次見面的暗語是：「這個季節的赫爾辛基很美，尤其白雪遍地。就算在擁擠的城市裡，也有寧靜的角落。」與庸俗的電視圈對比，殺手世界竟然充滿詩意。

  在大眾的舞台上，受不了的節目、受不了的演員、受不了的聲音，受不了也得忍受，殺手卻擁有清除這些垃圾、噪音的特權。因此殺手成為恰克娛樂事業的創意來源，查理考夫曼將二者無縫接軌，約會遊戲外景遠赴赫爾辛基與西柏林，與執行任務同步進行。俄羅斯特務竟然是打敗布萊德彼得與麥特戴蒙，約會遊戲的優勝者。戲如人生，人生如戲，在虛與實之間，恰克找到創意的平衡，以及娛樂大眾的空間。

  演藝事業是恰克的現實，殺手生涯是恰克的理想，終究人總要回歸現實，問題是現實是什麼？捨去理想的妥協嗎？基勒死後，佩妮問恰克：「他為何自殺？」恰克說：「他對自己的工作不滿意。」佩妮說：「當幕後工作人員不好嗎？」恰克說：「對，很糟。」縱然：「上帝給的聰明，他自己知道。」然而沒有掌聲的人生，的確很糟。

  害怕婚姻的恰克以為派翠莎是紅顏知己，因為他們共存在理想的世界裡，結果她竟然是個雙面諜。她寫給恰克的墓誌銘：「我不是你我想像中的那種人」一語雙關的點出她、恰克，以及所有特務的人生，就像創作者，呈現於大眾之前的暢銷作品，或許並不是真正的自我，這正是媚俗時代共同的無奈。

  問題是人為何如此在意別人的認同呢？電影最後點出恰克原生家庭的創傷，再一次證明佛洛伊德理論：今日的加害者，正是昨日的受害者。原來「沒有愛」才是原罪，誠如派翠莎所說：「所謂以自己為恥的人，其實自足於自鄙的自己。」創作的理想世界，是他因愛匱乏的嚮往，現實世界裡的他卻因自卑而滿足於索愛。害怕固定關係，害怕得失起落，原罪正是「不被愛」。在派翠莎身邊寫下「沒有愛」遺言，不僅是對加害者的理解，也是自我的投射，更重要的是他決定接受自我，返回現實。

  現實裡的佩妮，或許才情不如派翠莎，不聰明、不美艷，然而她對恰克不離不棄，只期待真愛的付出，能讓恰克學會如何去愛。總是如此，在愛情裡，女孩只要「我愛你」三個字就足夠。然而對於不被愛的個體，愛的付出是多麼困難的學習。查理考夫曼說他的電影不會教別人愛與被愛，然而在現實與理想的失落裡，唯有愛，才能陪伴我們在遺憾中往前走。

  因此，恰克貝利即使無法實現理想，製作高品質節目，然而熱愛演藝事業，讓他可以在庸俗的節目中不斷的投注創意；佩妮或許不是他的完美女神，卻是他的天命真女，在不完美的現實人生裡，他們可以成為相互扶持的平凡伴侶。

  至於理想，恰克不是用三本小說證明了他的天才！

  查理考曼何嘗不是，好萊塢能否容得下他的天才？得獎卻不賣座，他該如何自處？堅持自我，妥協現實，或者躲藏在後設框架中，藉名人身影訴說理想？完成「王牌冤家」創作劇本之後，查理考夫曼出版了他的小說，或許他已經在恰克貝利的人生中找到超越主流規則的創意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