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长征——深海圈地的后继进展

此文是根据《南方周末》记者冯洁与王淏童在2010年10月21日发表的文章《深海长征——鲜为人知的中国大洋寻宝路》的改编而成。

一场事先并不张扬的深潜实验震惊了世界，也掀开了大洋深处国际资源争夺战的冰山一角。

2010年7月13日，三名中国科学家驾驶“蛟龙号”载人探测器潜至南海海底3759米处，将五星红旗插在了海底，这一举动旋即被西方舆论渲染成“中国威胁论”－－比如“主权宣示说”，比如“军事探索说”。

他们并不愿意正视的却是另一层事实：从这一刻开始，中国深潜装备及技术迈入国际第一阵营，真正掌握了开掘大洋资源的钥匙，深海宝库将不再专属于传统的海上强国。

按照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世界海洋划分为各沿海国管辖海域、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而后两者统称为国际海域，即俗称的深海大洋，它占据了地球表面的49%，其间不乏价值万亿美元的金属矿产和油气资源。

按照国际惯例，深海勘探奉行“平行开发”原则，即为了保证海底资源人类共同享有的公平性，勘探发现者需返还矿区面积的一半，交由国际海底管理局托管。同时为了保证先驱投资者的权益，勘探发现者享有剩下50％矿区面积的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商业开发权。

8年前就开始研制的“蛟龙号”，其最终深潜目标是海底7000米，这一深度将使中国可以触及地球上99.8％的海底。

                                                          “蛟龙号”载人探测器 

与“蛟龙号”相伴的是，近年来，中国自主研发的大洋调查技术装备发展迅速，如深海机器人、电视抓斗、深海潜钻等，都已经大展拳脚。

近五年来，中国深海探索动作频频。

2005年，“大洋一号”科考船完成了首次全球航行，这艘中国大洋科考船一年有三百多天漂在海上，出没于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间。

2007年，中国科学家首次在西南印度洋洋中脊，成功发现海底多金属硫化物活动区（俗称海底黑烟囱），并成功抓取样品。此后短短几年内，中国发现的海底热液区高达16处，几乎占世界发现数量的十分之一。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以下简称“大洋协会”）就向国际海底管理局提出申请，并在东太平洋获得了一块7.5万平方公里的多金属结核海底勘探区域。这块海底矿区，可以在未来满足开采20年，年采300万吨的需求。

除此之外，大洋协会还对中、西太平洋及其他海域进行了调查。并根据国际海底区域活动形势和国际海底游戏规则的进展，随时准备开展新区和相关资源的调查。

中国在深海资源版图上的地盘正稳步扩张。国家海洋局政策法规与规划司司长王殿昌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并不讳言，“中国的深海探索将继续深化，‘大洋一号’会继续挺进三大洋。”

                                                        “大洋一号”科考船

在由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组成的深海资源勘探“富人俱乐部”之外，中国的身影正日渐清晰，并且来势汹汹。

然而，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一度对深海资源望尘莫及。最具说服力的事实是从1968年到2003年，全球深海钻探和大洋钻探两项计划共实施了203个航次，其中由中国科学家提出并主持的只有一次。

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后来者－－直到1998年，才作为“参与成员”，正式加入大洋钻探计划。此前则长期被排斥在“富人俱乐部”之外。

而部分发达国家早就捷足先登、屡屡攻城略地。

1987年，前苏联即提出了全世界第一个国际海底矿区申请。随后，日本、法国、印度等国家，也先后提出了矿区申请。等到中国后发参与时，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矿区重叠。当时，被戏称为“八国联军”的几个发达国家，不断在联合国体制下找中国谈判，要求签署谅解备忘录，以保证矿区不相互重叠。

大洋协会提供的一张国际海底矿区分布图亦清晰显示，中国1990年代享有的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商业开采权的7.5万平方公里矿区，被先行者们的区域重重包围。

中国大洋协会秘书长金建才，亲身见证并参与了国际海底资源分配游戏规则的重新建立，其间冷暖一言难尽。

1990年，中国大洋协会成立，这意味着中国正式以积极的姿态加入了国际海底资源的勘探与开发。

回想当时参加国际海底管理局会议，因为中国声音的弱小，金建才“憋了一肚子火”。

1994年，《联合国海洋公约法》生效，组建国际海底管理局。其理事会是实际的执行部门，各国一时无不瞄准理事会中的重要席位。当时，理事会有36个成员国，分为5个组。其中，地位和作用最重要的A组和B组，被美国、英国、俄罗斯、德国等发达国家把持，美国当时开出条件，让中国和印度两个发展中大国“内讧”，二者择其一进入B组。

金建才一直“咽不下这口气”。在1996、2000年的两次席位竞选中，经过努力，中国作为最大投资国取得B组席位。

到了2004年，由于中国对国际海底所含金属的消费持续上升和勘探能力的提高，终于进入了A组，挤走了英国。

2008年选举前一年，金建才表示，“中国对国际海底所含金属的消费量越来越大，留在A组才能确保我们的利益，我们不可能离开A组。”至今中国仍占着A组的一个席位。

“我们在国际游戏规则制定中不断提高我们的话语权，说明我们背后的国力日益强大，我们担负的国际责任也日益增重。”金建才慨言。

而没有深潜器就好比没有伸向大洋的触角，这一度成为横亘在中国走向大洋的最大障碍。

美国曾是载人深潜器领域的领头羊，早在1960年，就先后触及了海底深处。近半世纪以来，法国、俄罗斯和日本纷纷加入深潜俱乐部。中国的载人深潜器研发整整迟到了四十余年，直到2002年才艰难地迈开第一步，8年的研发试验过程一直保持低调。

由于基础工业落后，中国不得不从俄罗斯、美国购进有关材料和部件，“蛟龙号40％的设备仍依赖进口”。

甚至年轻的首席潜航员叶聪的经验，也多赖于国外的锻炼。2005年，他受大洋协会委派参加了美国人的几次“阿尔文号”的深潜试验。

3759米也不是一天就练成的，甚至是从50米起步，经历了300米、1000米、2000米、3000米的艰难跋涉。8年里，大洋协会会同国内多家科研院所，“攻克了中国在深海技术领域的一系列难关”，金建才说，每一次试验都是一次突破，只是从未对外公布。

现在，相比于深海石油，中国的深海探索目标更多限于金属矿产，如多金属结核体、热液硫化物等等。

“这些金属矿产距离商业化开发的前景尚远，有实力参与的国家并不多。”国家海洋局国际司司长张占海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幸运之神似乎也更为眷顾“大洋一号”上的中国人。

从2007年实现海底热液硫化物“零的突破”后，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的科学家陶春辉和他的同事韩喜球，就从未空手而归过。

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加入深海勘探行列的印度，到现在也没能成功找到一处。中国在西南印度洋发现的一处海底黑烟囱区域，之前法国人曾几番勘探而无所得。

“我们有一套找烟囱的诀窍。”陶春辉也不讳言，深海探矿是一场刺激的输赢决战，“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没有别的结果。”

他被称为寻找“海底黑烟囱”的“福将”，在担任中国大洋考察首席科学家期间，带领大洋考察队共发现6个海底热液活动区和十多个海底烟囱。

“在茫茫海洋中寻找一个直径不过百米的热液喷射口，难度大于大海捞针。”而海况瞬息万变，稍有不慎，甚至连回收设备都有去无回。

“大洋一号”科考船实行24小时工作制。除去抓取海底矿物样本时的短暂的喜悦，大多数时候，是繁重的考察任务和永远不够用的时间。自2000年起就在“大洋一号”工作的现任船长甄松刚，总结大洋调查工作是“高科技手段、高作业风险、高调查难度、高艰苦条件、高精度定位”。

幸运之神的屡屡眷顾，让传统的海上强国对中国频生忧虑。

2005年，“大洋一号”才首次全球航行，恰逢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美国《国家地理》就冠之以“被遗忘的中国舰队”，而美国另一份时事双月刊《美国利益》则以“中国起锚”作比喻，警示中国正发展为海洋强国。

西方记者则是时常追问金建才：“中国什么时候开采海底矿产？”

“我们现在在做探矿和前期勘探，八字还没一撇。”金建才总是如是回应。

而就在中国被反复追问和揣度时，发达国家早已开始了商业开采的实际行动。

加拿大一家公司计划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的马内斯海盆地，进行海底金和铜金属的商业开采。

日本亦着手部分海域的稀有金属“海底热水矿床”调查，计划到2020年实现产业化。

中国通向真正深海资源强国的路，依旧漫长而坎坷。

陶春辉也承认，在追求资源的勘探发现阶段，科学家的心态难免“急功近利”，而等到发现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更应启动仔细周密的分析研究，“像美国、俄罗斯的同行那样”。

与今天中国大洋探索的种种荣光不相符的是：深海考察能力依旧显得不足－－迄今，中国的大洋科考船只有一条“大洋一号”，常年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与美、日、俄等发达国家的科考船队相比，相形见绌。

更深层次的隐忧，来自国家层面海洋战略的空缺。为了适应新世纪的战略需要，许多海洋国家纷纷制定了自己的海洋战略，如《美国海洋行动计划》、《俄罗斯联邦至2020年海洋政策》，日本也有“21世纪日本海洋政策”。

“中国不缺乏具体的海洋政策，甚至在用海管理上是全球先进的，”国家海洋局海洋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贾宇坦承，“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层面上的海洋战略。”

在国家海洋局政策法规和规划司司长王殿昌看来，海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其实不需讳言，实施国家海洋战略已成为世界海洋国家的共识。他认为，一个国家层面的海洋战略，必须涵盖维护海洋权益，保障国家安全，科学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可持续发展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