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若研讨起来，我觉得士兵及基层军官无甚大错，问题还是要从高层谈起。

首先，最高统帅部对要否守南京一直游移不定，优柔寡断，而且作战意图不明朗。

1937年11月15日至18日，国民政府在委座官邸连续召开了3次最高国防会议，商讨保卫南京的方案。

委座是倾向于守的，他说："南京为国际观瞻所系，守还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值得慎重考虑。"

参加会议的大部分将领主张放弃南京，甚至连国民政府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也不主张防守南京。

会议陷入僵局，委座犹豫再三，左右为难。最后他说：“如没人愿守，那就只好我自己来守好了”

此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的唐生智站了出来，他说："南京不仅是我国的首都，而且是国父之陵墓所在地。如果我们不战就放弃南京，怎么对得起国父的在天之灵？"，"军人以身许国，当此危难之际，何能畏难以求苟安？我愿意勉为其难，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共存亡。"

委座当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负责南京保卫战。

委座之所以主张守，据说是寄望于在南京坚守几个月就能等到苏联出兵。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杨天石研究员至今还记得1996年第一次去台湾查阅抗战史料的情景。

据杨天石介绍，当时在国际列强中，苏联是唯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1937年11月，苏联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元帅告诉在莫斯科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联当出兵，决不坐视。”11月30日,蒋介石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谢:“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当时,蒋介石将苏联出兵看成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为鼓舞身边的高级将领，蒋曾电令新任命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蒋所说的“内外形势必一大变”的“外”，包含苏联出兵在内。

最终证明：靠别人都是靠不住的。

如果一开始就决定不守，则最高统帅部应要制定出一套周全而有序的撤退计划－－节节抵抗，交叉掩护。

如果一开始就决定要守，则首先要按死守订计划，拿出一套完整的、并有备案的防御方案。以求在京沪一带，最大限度地拖垮日军。

早在1935年的时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拟制了《首都要塞计划》，就是以日军侵略中国为背景的。这个计划的战略思想是：以淞沪地区为作战前沿，以吴福线、澄锡线(锡澄线)作为拱卫首都的两道国防防御线。

按照当时制定的这个《首都要塞计划》，南京保卫战不应该在距离南京这样近的地方打响，而日军也绝不会这么快就兵临城下。

计划不周啊！

其次，最高统帅部用人不当。

一旦决定要守，如此大件事，按理应要求守城指挥官尽快拟定一个防御方案及兵力配署，上报最高军事委员会讨论补充并核准。但这件事情却始终不见踪影。再者，就算这是一个在仓促之下的漏着，但如果守城指挥官确是一个得力人选，也可弥补若干。

遗憾的是，唐生智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首先唐生智不是一个具体掌握军队的指挥官－－时任训练总监，是一闲职。有一说法是他站出来的初衷也不完全是为了保卫南京着想，更重要的是为了借机要回军权重掌部队。因此，他对守城之战缺乏细致周密的计划。

当时南京汇集了13个建制师和15个建制团，其中有不少是中央嫡系部队。由唐生智这样的一个出身于湖南的地方将领来指挥中央军，恐有力不从心之感。而且他手下还没有一支自己能真正掌控的部队。

南京保卫战真正需要的是一个铁血将领来当总指挥官。而当时的国军中，其实并不缺乏这样的铁血将领，为何却偏偏挑中他？

从许多地方来看，唐生智是属于哗众取宠之人。比如他当面向委座慷慨陈辞，而如果与他后来之所为相对照。。。

唐生智对万一城陷之后如何有序地组织撤退等善后事宜，基本没有考虑。他把“誓与城市共存亡”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自断后路，派出督战队在挹江门阻止军队退往长江边，并烧毁了渡江船只。 按照他的说法，此为“置于死地而后生”。结果“死地”是形成了，而“后生”呢？

没有客观合理地部署南京保卫战进退的详密计划和周全安排，成为在战局逆转后我守城部队陷入混乱、失去有组织的抵抗力的根本原因。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1937年12月11日下令南京守军撤退，但唐生智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他在忙着向委座要“撤退手令”。此举使他不像一个军人，却更像一个老练的政客。

直至12月12日下午5时，唐生智才召开师以上将领紧急会议，宣布放弃南京，实行突围。而就在当晚九点，他已经在撤离南京的江轮上了。在他身后的对岸，就是正浸泡在血与火之中的，枪声、惨叫声不绝于耳的南京城。如此“身先士卒”，实在有愧于他自己的誓言。

后来他也忏悔过："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糟的仗。"，"我对不起国人，也对不起自己。"
 
在仓促下达撤退令时，原也是有一个大致方案的，即：各部主力应该向东方日军来犯方向突围。因日军当时对南京是钳形攻势，东方除了雨花台等强攻的点以外，空隙很多。从这里突围，的确有出其不意的效果。由邓龙光的八十三军（附叶肇六十六军一部）为主力突围打掩护。最后，掩护部队由下关方向撤退。

但由于最高指挥官已不见踪影，形成群龙无首，各部混乱。一些师团级主官也离开部队，自找退路。于是没了指挥官的士兵就成了散兵、溃兵。溃兵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最终造成几乎所有的部队都涌向下关，挤在江边－－那儿成了真正的“死地”。

然而邓龙光看到所有各部已经混乱不堪，自己的部队根本不可能到达掩护阵地，到了也无从掩护，于是果断率四个师向东突围。

本该随大部主力向东突围的，现都跑到下关去了。而本该最后从下关撤退的却反而向东冲去了。好一副“混乱”景像！

要说起来，邓龙光当时的这个决定貌似违抗军令，擅自行动。但过后看来，邓龙光这个仓促作出的决定极为正确。

邓龙光知道这么多人涌向下关，自己再过去也肯定没有足够的渡船，还是跑不掉。与其在下关束手待毙，倒不如迎着日军冲上去，或许还有一条生路。这才叫“置于死地而后生”！

还有一点邓龙光当时还不知道的是：由于撤退令下达得仓促，竟忘了下达给负责防守渡江撤退通道挹江门的三十六师！因此三十六师对涌到防地的友军一律视作逃兵，格杀勿论！这么大的疏忽本是该严格追究以至上军事法庭的。最终三十六师与其他部队甚至相互射击，自相践踏，当时挹江门尸体堆积成山有一米多高。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为荣誉也好，为求生也罢，这两支广东部队正面迎着日军的枪林弹雨冲上去了！一五九师少将师长罗策群在突破日军战线时率先冲锋战死。临死前对部下高呼：“弟兄们，跟我来，勿要做衰仔呀！”是为最后的遗言。

另外第一六〇师少将参谋长司徒非、第一五六师少将参谋长姚中英也在冲锋过程中弹阵亡。广东部队的四个师在蒙受巨大牺牲后从日军正面杀出一条血路得以突围。

他们为南京保卫战的中国军人最后挽回了一点颜面。

八十三军突出重围后到达安徽屯溪休整。这支广东部队，后来成为万家岭大捷的主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