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每年我都要上北京兩三回，一來我在天津有個辦事處，二來我姑姑住北京，去了天津忙完後，就去北京老太太那聊聊，我姑姑小我爸三歲，没來台灣，解放初考入北京輔仁大學，學校還没畢業，學校的傳教士及修女，就讓老共都給解放了，老共還算有良心，讓他們帶著十字架離開中國，之後發生的那些大小運動，我看連上帝都幫不上忙，輔大解散後，我姑姑被編入了師範大學，從此當了一輩子老師。

      我姑父我没見過，只知道是地質學家，屬學者型，文化大革命罪没少受過，好不容易熬完了文革，太平日子没過上幾年，就哲人其萎了。姑姑有一女兒我表妹,目前與她老公定居加拿大。老太太獨居北京，這也就是我常上北京的原因，陪她聊聊吃飯，老年人就希望晚輩們常回來。
      像我們這類根正苗紅的眷村子弟，是吃國民黨奶水長大的孩子，笫一次赴匪區探親，著實讓我猶豫了一陣子。
      我是1992年才決定，去北京探我姑姑的親，從香港轉中國民航飛北京，這就算跟共匪有了第一次接觸了，還記得那航班的空姐，全是空中大嬸，臉上什麼都有，就是沒笑容。
      下了飛機，機埸的溫度計顯示零下七度，比我家那大同冰箱還冷，老首都機埸不大，一轉眼就出來了，我那老姑跟我表妹及兩個堂妹，就在出囗那候著，認都別認，因為老姑跟我家老太爺太像了。
      92年的北京，跟現在的北京，差別太大了，那時從機埸坐大巴在轉地鐵到家，要三小時，現在地鐵有機埸線，如果走地面道路，三小時不到，也不意外。
      我姑姑郭希芬老師，任教中央民族學院，教中文，在國學上，底子很厚，在那相處的七天中，什麼都聊，我就是不聊她那書架上學問的事，就怕自取其辱。
      姑姑在1980年到1984年，任中央民族學院802班(80級2班)班主任(級任老師)這班的特色是，全是少數民族，這幫學梓都是各族的精英，在北京大都舉目無親，他們把我姑姑都當媽，姑姑也把他們當自已的孩子看待，這種師生倫理現在是沒了。而在之後的20年，去北京看姑姑，似乎也成為我生活的一部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