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體:小 中 大 | |
|
|
2010/02/10 04:41:04瀏覽1118|回應2|推薦30 | |
失去自信,還有什麼生命力? 台灣本是一個生命力旺盛的地方,雖然數百年來有「亞細亞孤兒」之稱,尤其最近六十年,政治、經濟、社會歷經各式各樣挑戰,從日本結束殖民統治到國府接收以至撤離大陸,並與中國武力對抗、從冷戰後期陷入政治孤立,到後冷戰時代面對大陸外交打壓、從洋傘外銷世界第一到PC產量世界第一、從黨外運動抗爭威權體制到政黨兩度輪替,每一次挑戰都因旺盛的生命力而順利渡過。可是最近幾年,台灣似乎已經對前途喪失了信心,一個沒有自信心的社會,怎麼會有生命力。當我們思考如何重建台灣生命力前,必須先思考國民自信心為何低落?
台灣自信心的喪失,與國際地緣政治、全球經濟板塊及兩岸關係的變化有很大的關係。中國崛起改變了地緣政治與經濟板塊,更推翻了台灣對大陸的優勢心態。加上統獨爭議、政黨對立,不僅失去共同奮鬥目標,敵對雙方相互蹧蹋,讓人民生活在一個充滿負面情緒的社會;自由化後,眾聲喧嘩,個人權益也受到保障。但個人權益極大化後,社會溝通與整合的功能卻不足,造成領導失能、專業失效現象,政府管治效能遠不及大陸,公共建設與社會發展速度減緩。 從文化面觀察,中國人習慣一元思考、集體主義,寧願服從「明君」,不習慣分權制衡。台灣傳承中華文化影響,重視政府治理效能更甚於民主程序,認同大陸治理能力認為建設進步很快,欣欣向榮,反而認為台灣政府沒有行動力,進步遲緩,逐漸走向衰敗。 這是台灣社會一個思考的盲點,在這個關鍵的時刻,開始思考如何讓台灣生命力發揚光大,開創台灣第二春,是很有意義的。 生命力的文化根源 中華文化受到宗族主義和儒家文化深刻的影響,儒家文化講的是仁義與人倫,宗族主義之下,親族利益大於公共利益,家族利益高於親族利益,親族與家族利益又優先於個人利益,這與西方個人主義與公共利益導向的文化有很大的差異。在儒家文化和宗族主義影響下,中國成為大一統的文化,政治由皇帝一元領導,文化也呈現單一性。中華文化基本上是缺乏個人主義和自由精神的,這樣的文化影響台灣至為深遠。很多人批評馬英九身為國家領導,應該大開大闔推動改革,這跟中國文化希望「明君」領導國家走向富強康樂的想法沒有太大差異,可看出台灣人民內心深層,依舊受傳統文化很大的影響。西方文化不期望總統是一個「明君」,投票行為是政策導向,台灣選舉則是候選人導向,選民重視候選人的人格特質。 正因為台灣的文化背景對「明君」與「明君的能力」有過度的期望,因而造成現今很多台灣人高度認同大陸體制。在受到嚴格管理的媒體塑造下,大陸擁有「英明的領導人」,呈現英明的領導形象。我們必須承認大陸公共治理能力相當強,加上威權體制加持,政府展現了不錯的治理能力與效能。看到大陸政府的效能,很多人懷念蔣經國時代,其實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在威權體制下,推動經濟政策與公共建設的工具多、障礙少,只要領導人廉潔,以國家、人民為懸念,就會有不錯的治理。 威權體制的風險在領導人犯錯的監督制衡與領導人的產生程序不明確,沒有制度化解決政治爭議機制。台灣社會已經不容許回到威權,但人民仍然懷念威權時代。可見台灣文化底蘊還是中國式的「家父長制」,元首是大家長,家長不應該犯錯,人民應該聽從領導,國家治理就會成功台灣其實仍然處於從威權體制過渡到民主國家的階段。 台灣經濟成長遲滯、政治內耗、過去藉經濟實力打造的國際聲望已被大陸掩蓋、而大陸經濟崛起、國際地位躍升,國家治理能力表現超越台灣,人民自我認同程度低,造成今天台灣集體自信的喪失。
台灣生命力源自多元文化背景與文化創新,台灣受到中華文化深厚的影響,加上歷史與地理背景因素,原生的原住民文化、荷蘭、西班牙殖民時期的歐洲文化、日據時代的日本文化,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化,加上國民政府撤離大陸時,帶來中國各地的菁英文化加上四十年政策保護、發揚中華文化,激盪出「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 我們只看到台灣的缺點和問題,卻忽略了台灣正向因素。台灣分裂成兩個形象面向:「政治台灣」和「社會台灣」,相互背離,「政治台灣」顯示了對立、衝突與無能,「社會台灣」卻是多元、開放,充滿生命力。大陸朋友來台參觀,知識程度越高,越深入人群,對台灣認同感越高,他們深入人群就會發現庶民台灣與媒體呈現的政治紛擾、對立衝突表象截然不同。 台灣社會實際上是善良有禮的,政治衝突並未影響日常生活。投票分藍綠,八八水災或九二一地震救災與復建的公益善行是不分藍綠的。尋找台灣的生命力必須忽略「政治台灣」,多關注「社會台灣」。「政治台灣」亂象有待民主文化發展健全後,才能穩定。 台灣的「軟實力」 冷戰時代,世界處於「硬實力」競爭,國家競爭力比較的是GDP、鋼鐵產量、鐵公路總里程、飛機、坦克、船艦與兵員數量。後冷戰與網路化的現代世界,已非對抗的世界,而是和平、和解與對話的世界,國家競爭不再僅憑經濟總量與軍力,硬實力雖然仍然重要,但國家體制的健全度、人民的生活素質與知識力、產業的創新與品牌力更為重要。台灣的基礎建設如教育、交通、能源供應等雖已達到一定規模,現在應該發展「新時代的硬實力」,例如能雙向傳輸並透過資訊網路管理的現代電網、無線寬頻網路建設、電瓶動力運輸工具等。 所謂「軟實力」指的是文化、態度、知識與能力,軟實力優勢應該是台灣的機會,可分三部分觀察。首先是台灣的多元文化優勢,中國文化的昌盛璀燦,都發生在多元開放的時代,春秋戰國時代,政治分裂,卻是文化發展最興旺的時代。漢唐兩代國勢強盛、文化昌明,正是西域對中國文化影響最深刻的時候,唐朝皇帝還有一半胡人血統。宋朝之後國家大一統,皇權凌駕一切,雖然工藝技術與物質文明仍能持續發展,文化創新能力卻完全喪失。可見社會愈是多元開放,文化創新力就愈強。台灣社會與文化多元開放,是生命力旺盛豐沛的根源,值得珍惜。 其次, 六十年來台灣基本上是一個穩定、和平,持續進步的社會,未曾有過動盪或折騰,經濟力掌握在民間企業與工廠而非政府手中,民間活力旺盛。最近十年經濟雖然成長遲緩,但仍然正向前行,只是速度不及大陸。現階段,製造業大量外移,科技也沒有大創新,製造業能帶來的進步能量有限,須靠服務成長推動進步。台灣平均國民所得已達33.000美元,人民消費行為比叫成熟,只要提供好的服務就能帶來好的報酬。 我們可以發現,八0世代年輕人與四0或六0世代就業觀非常不同,四0或六0世代第一流人才不是進工廠當工程師,就是到貿易公司提皮包跑天下,年輕世代很少人願意進工廠或跑業務,而喜歡藝術或休閒、娛樂、餐飲等服務產業。郭台銘曾抱怨,年輕人只想開咖啡店,社會怎麼會有希望?事實上,每個人都想開咖啡店,才是社會成長的開始,表示社會已經蓄積了足夠的能量開始思考如何創造服務與創新的價值。
第三,兩岸關係和緩後,台灣人有更多的機會到大陸發展。由於大陸還處在發展中期階段,需要大量基礎建設帶動成長,製造仍能獲得高利潤,硬體發展成熟後,服務及創新附加價值才會受到更大的重視。而台灣已經進入服務導向社會,製造業進入微利時代,大陸正好提供台灣製造業繼續創造獲利的環境,更可以提供服務業成長的機會。。台灣蓄積的能量不但可以帶動台灣下一波的經濟成長,也有機會與大陸共創成長。兩岸關係的和解和經濟正常化,是未來台灣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力。 開放多元創造生命力 台灣需要進一步鬆綁與開放,包括產業發展自由化,台灣長期以外銷帶動成長的經產業政策與匯率政策,如外銷重點產業長期賦稅優惠、央行調控熱錢壓低新台幣匯率等,雖然有效維持了高科技產業的競爭力,但台灣的內需市場、服務業難以成長,譬如,馬總統裁定要發展台灣成為「高科技籌資中心」在央行匯率政策下,機會是零。我們是否還要持續維持獨厚製造業外銷的政策?台灣的設計服務的發展已醞釀成熟,有機會春蟬脫殼,可是政府政策卻不利內需服務業的成長。 台灣面對的挑戰是轉型的過程。台灣是個小島,深受國際局勢與兩岸關係的影響,只要在中、美、日、東協間維持平衡與友好關係,其餘挑戰的因應都可操之在我,都可以依民主機制解決。三年前,陳水扁曾經是一個大危機,百萬人上街頭要推翻他,雖然沒有成功,但民主機制還是逼迫他自然下台。馬英九曾經萬民擁戴,很快光環褪盡,有人認為他的無能是我們社會最大的問題。這些都是台灣社會變化過程中的一個現象。 民主機制下,無論總統是不是「明君」,四年任期結束就必須改選,由人民決定下一任總統誰屬,所有政治紛擾,四年結算一次,總統個人不會成為國家危機核心。當然,台灣充滿中期危機,譬如,選舉導向造成財政赤字迅速擴大,健保改革與軍公教退撫、勞保與國民退休保障制度全盤檢討一再延宕,維持現狀終將導致政府破產,再如不公平的賦稅制度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等。這些危機可以在未來的政黨輪替中逐漸被解決,即使財政真的面臨破產,未來的總統候選人一定會思考出改變的政策,讓人民評斷。族群認同的問題,也可以透過定期與公平選舉解決,不致於像北愛及中東,需要人民付出生命代價。民主是台灣的一個優勢。 文化是台灣另一項優勢,最近大陸籌拍一部著眼華人及日韓等東方文化背景的電影-楊貴妃,製片人鎖定女主角要到台灣選角,大陸女星美艷有餘,表達楊貴妃的氣質,總有不足之憾。長期安定優渥生活培養的文化薰陶下,台灣年輕族群的創新和設計能力非常傑出,應該讓這些人有更好的舞台發揮,韓國做了許多多的軟硬體建設幫助設計人才的發展,值得借鏡。大陸即將成為大成長的市場,文化和歷史淵源有力台灣設計人才進入大陸競爭,政治家應該學習韓國培養設計和創新人才的作為。 近年來,台灣很多四五年級生在各地開設民宿、地方特色美食,發展旅遊,也有人推動環保旅遊,更多人投身志工,對整體社會進步有非常大的貢獻,這些都是台灣新生命力。
|
|
( 時事評論|公共議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