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長的那個年代，窮人家很多。我們家每個小孩算是懂事，知道媽媽拮据，很少做過份的要求。不過，每天的零用錢還是非得要到不可。我記得從拿一角、兩角、到五角，不記得媽媽有沒有給過一塊錢。那些零角子，都花在攤子上。有時去抽黑馬白馬的小糖果─ 一張紙包著一小塊正方形的糖，裡頭有一個「牌仔」，如果畫的是黑馬，可以繼續拿一個糖，直到抽到畫白馬的「牌仔」為止.。有時買「糖柑仔」，像玻璃珠大小的糖，外頭粘了粗糖粒。有時買鳳梨心或染了大紅色素的芒果乾。最奢侈的是買森永牛奶糖。一包也許是一塊半，只有發小財時才吃得到。小財通常來自阿公心血來潮偶爾的打賞。

除了這些以外，媽媽再也沒有能力給我們三餐之外的物質。爸爸根本不管家裡夠不夠用。媽媽是最受苦的，她羞於啟齒借貸。不得已開口了，常常差姊姊或我去跟人拿錢。兩個哥哥只管在外頭玩他們的玻璃珠和ㄤ阿標，沒有給他們這種差事。媽媽受過不太多的日本教育，不怎麼認得中文字。她有一個本子記她的借貸。裡面中日文夾雜，中文旁邊有時加了日文注音。有幾頁是記她賒來的米。那時米一斗一袋，她已經用到「石」這個單位。我猜想是十斗為一石。 這個「石」字給了我很多的驚恐。她把她唯一的金項鍊放在米店給人抵押。這些苦的是媽媽，但是在我不懂事的年紀時，窮，是我內心裡極度的羞恥。我不求任何與讀書無關的東西。在那麼小的年紀，我已知道她沒辦法應付。

偏偏學校的老師好像不知道有一堆窮人家小孩一樣，給了我很多不愉快的回憶。那時上學放學都得排隊，我們是要戴帽子的。姊姊就快畢業，為了省錢，她覺得我可以等她畢業用她的，於是媽媽沒買我的帽子，大概以為我才小一應該沒事。我因為沒戴帽子被老師狠狠的摔了兩個耳光，我哭得死去活來，回家大鬧了一場，無論如何要個帽子。我小一小二的導師是個凶狠的小姐，我們不寫作業，她就打。男的穿卡其褲很厚，她認為打不痛，所以脫褲子打。有個窮人家的男孩沒內褲穿，就光屁股揍。女的穿深藍色裙子，掀起來打。不像那個被掀裙子的女孩有漂亮的三角褲，我穿媽媽做的黑內褲，掀不得。這讓我死命的寫功課，媽媽說我是日也寫夜也寫，她從不需要管我的功課。這些事給了我很大的傷害，一輩子沒喜歡過學校及老師。

小學每年有一個遠足，要交一點點錢。我很渴望去，但是從不說，知道媽媽沒錢。我們家就跟學校隔一排樓房。遠足那天。我就趴在陽台上，看小朋友背著水壺帶著野餐，打我們家巷口走過，去坐學校找來的公共汽車。心裡羨慕，苦澀，又自卑得不得了，但是不哭、不說、不吵。

我唸小五時，裙子不能穿了，媽媽沒給新的，我就穿一條伯父從日本帶回來綠色的百摺裙上學─全校唯一的一個顏色。每天排隊時戰戰兢兢怕挨巴掌。有個音樂老師問我為什麼不把裙子染色，我無言以對。上了國中，寒暑假有進修課，要交兩百元。我讀所謂的好班，全班就只有副班長跟我不參加。被老師叫起來問理由，副班長大方的說沒錢。我當然不說是沒錢，我說我哥哥會教我。 我那二哥在國三，讀好班還是班長，也不參加進修。我不知道他用什麼理由，也許也是說我哥哥會教。他確實有個哥哥─我大哥在唸大學。寒暑假返校日時覺得很尷尬，掃完地了，他們上進修課，我沒資格留在教室，訕訕的回家。更糟的是我不但沒上進修課，我跟著媽媽到加工區當童工去了。每天早上等公車去做工時，我就躲在人群裡，唯恐被同學看見。

唸高中時，我稍微懂事一點，不再覺得窮是那麼見不得人。我們一個星期的頭兩天要穿卡其色的軍訓服，鬼知道是為什麼，反正學校規定如此。其他時間穿校服，白衣黑裙，裙子要及膝下三公分，頭髮要短到看得到耳垂。我省錢去撿姊姊留下來的軍訓窄裙。她讀的學校，裙子及膝即可。我把裙擺折邊都放下來了，裙子只能蓋住我半個膝蓋，違反膝下三公分規定。我高中三年專躲教官。他們認為我穿迷你裙，送我警告，儘管我的膝蓋沒全露。我還是畢業了，還把那條裙子帶到大學穿。很稀奇的，我唸的大學校服也是軍訓服。不過他們不管長短。

那個年代，老師有無上權威。有些對窮人家小孩實在殘忍，我是其中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