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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歷史長河裡，每遇朝代更替，當朝的史官會奉皇帝之命，撰寫前朝的歷史。所謂官修的「正史」不是摻了水分，就是以偏概全，都是為「政治」服務，所以不能盡信。倒是那些流傳於市井的稗官野史，倒可做為參考資料，以核對「正史」裡的可疑或不明之處及補其缺漏。

                        正史             作者（史官）

                     《隋書》            唐·魏徵等　　

                   《新唐書》           宋·歐陽修等　　

                     《宋史》            元·脫脫等 　　

                     《元史》            明·宋濂等　　

                     《明史》            清·張廷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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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仁宗朱高熾當政不及1年即中道猝崩；然而，在長達20年身為皇太子的歲月裡，由於其父朱棣五次征伐漠北，他都留京監國，所以理政經驗相當豐富。雖然仁宗在位期間極短，但他褒獎直言，虛懷納諫，減輕刑法。他採取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改革與調整，使得國家趨向穩定和富足。他並下詔赦免了建文朝的舊臣和永樂朝時遭連坐流放邊境的官員家屬。

朱瞻基

宣德朝（1426-1435 ）是明代的黃金時期，整個帝國從最初的動蕩（太祖－31年、惠帝（建文）－ 4年、成祖－22年、仁宗－1年）逐漸趨於平穩發展。

宣宗朱瞻基和其父仁宗一樣，比較能傾聽臣下的意見，尤其是聽從二朝元老及閣臣們的建言，所以君臣關係融洽。他懲治貪污，精減機構，改革官制，愛惜民力，重視農業生產，吏治民生很有起色。

然而明代野史和清代評介宣宗朱瞻基多有負面之辭，將其說成「蟋蟀皇帝」，甚至認為他是「好色殘暴」之徒。清康熙帝對此甚為不滿，特發諭旨：「朕思洪武系開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賢辟（賢明的君王）。雖運會不同，事迹攸殊，然皆勵精著於一時，幕烈垂緒奕世，為君事業，各克殫盡。……若表揚洪武、宣德，著為論贊，朕尚可指示臣工，撰文稱美。深求刻論非朕意所忍為也。」

在康熙帝親自定調並發下最高指示後，奉命修【明史】的官員們對宣宗朱瞻基不敢再有訾議；【明史】裡給朱瞻基的評價隨即倒向光明面，說他「即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歲不能災，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

為了使康熙帝高興，史官們還錦上添花地加了 “帝之英姿睿略，庶幾克繩祖武者歟！” （宣宗不僅英勇威武，還深具睿智謀略，差不多能夠直追先祖的功業了。）

僅當了十年皇帝的朱瞻基既有光明面，亦有陰暗面；康熙帝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從帝王的角度評價朱瞻基，至於他的瑕疵，康熙帝則視微不足道也。然而歷史不光是只靠史官們塗脂抹粉，還得取材於稗官野史才能還其原貌。「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歷史給的評價該褒就褒，該貶就貶，這才是正道。

宣宗朱瞻基的官方形像與其實際作為出入甚大；據官方《明宣宗實錄》的《進實錄表》稱他 「至若躬行節儉，力戒驕奢，娛耳悅目之胥捐，寡欲清心之是尚。」 。看倌繼續閱讀小子往下的敘述後，您就不得不承認 “正史簡直在胡說八道”。

朱瞻基28歲承繼大統，正值盛年之際；除了在詩、文、書、畫有著高雅的閒情逸致外，遊樂縱慾是他的拿手絕活；在寶物玩好上也極盡奢華，致使宮廷娛樂趨於腐化⋯。

當朱瞻基登基時，命運似乎對他格外的眷顧，所謂「天時、地利、人和」都往他身上靠攏，想不做「太平天子」都不行。

「天時」：太祖與成祖父子倆奮鬥了五十多年，把大明帝國打造的像模像樣。雖然孫子仁宗朱高熾在位才十個月，也幹了不少事，還及時彌補和修正了一些前朝過激的政策。到了曾孫朱瞻基這一代，彈指間便從其父手中接收了大明錦繡江山，成了帝國的掌舵者。

「地利」：北京是朱棣發跡之地，也就是龍興之地。「生於斯，長於斯」的朱瞻基十幾歲就常跟著爺爺朱棣到處走動，對北京及周遭的山川風俗文物，懷有眷顧之情。當朱棣把京城從南京遷到北京，皇長孫朱瞻基不僅樂不可支，還憧憬著美好的未來。

「人和」：爺爺和父親重用的輔臣：楊士奇、楊榮、楊溥、黃淮、金幼孜、蹇義、夏原吉等均健在。朱瞻基對這些國之重臣十分信任，對他們提出的建言總是虛心接納，所以君臣相處甚是融洽 。

有了前述的基礎，朱瞻基在位10年的功過就不難掌握，小子不妨拿他的行事風格來解析：

（一）當爺爺朱棣遷都北京不滿百日，新建紫禁城的主體建築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即遭雷殛而焚燒殆盡，其後在朱棣的餘年（3年），他就沒起「重建」的念頭。朱棣死後，其子朱高熾，孫朱瞻基，父子倆總共在位11年，遭燒毀三大殿的地仍空在那兒。

小子實不忍苛責朱高熾，因為他繼位後，即有遷都回金陵之念頭，可惜在位才十個月即崩逝。朱瞻基在位十年卻不重建三大殿，事出必有因。此三大殿可非比尋常之殿，乃是皇帝臨朝和舉行大典之處。經小子仔細琢磨加推敲後，認為朱瞻基是這麽想的：「若將其重建完成，我勢必得經常出入此地上朝和退朝，與群臣議論國事。這麼一來，哪還有時間供我取樂？還是空在那兒吧！」

（二）朱棣去世後，其子朱高熾便下詔還都南京，亦即將京城遷回南京。不過朱高熾在位不及一年，還未完成心願就猝逝，回都南京的計劃宣告夭折。

朱瞻基即位後，認為「一動不如一靜」，擺在眼前如此富麗堂皇的紫禁城不享受，還得另外操心怎麽營造南京城，這太不划算了。況且，前廷三大殿還空在那兒；這真是天賜良機，正中我下懷，讓我沒有一個像樣的宮殿上朝，是不？至於「還都南京」一事，朱瞻基始終讓它停留在討論的階段。這既不違背其父的遺願，同時也隱約地向群臣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京城仍舊留在北京」。大臣們看出名堂後，自然就不再積極表態了！

（三）「靜若處子，動若脫兔」

靜：朱瞻基才智出眾，文化素養頗高；由於從小受到良好的藝術熏陶和教育，他在書法、繪畫、作詩、撰文等方面養成了深厚的藝術根基和功力。朱瞻基亦喜好鑑賞古玩，也是一位收藏家和鑑賞家。

動：朱瞻基喜射獵，尤愛獵鷹。他養了許多受過訓練的獵鷹，出獵時用來捕捉獵物。

明廷向朝鮮索徵的“貢鷹”盛行於宣德時期。此前，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熾都曾接受過朝鮮的貢鷹。宣宗朱瞻基即位後，更是每年派宦官前往朝鮮需索獵鷹（註一）。大明皇帝既然要獵鷹，作為屬國朝鮮明知“騷擾莫甚”，豈敢有違，只好曲意逢迎。

明朝索求鷹貢，給朝鮮造成相當沉重的負擔，地方官民暗中抵制，因而所貢之數往往不能滿足明廷的需要，明廷索幸直接派人前往朝鮮採捕。

這種大規模到朝鮮捕鷹的活動，使朝鮮的民間深受其害。宣德十年正月，朱瞻基駕崩，這種到藩屬國採捕的活動才宣告停止。

（四）明朝天子沉迷於宮廷娛樂和縱欲的生活，始作俑者是朱瞻基；他導致了自上而下的奢侈、享樂風氣。

朱瞻基有一特殊愛好，就是「鬥蟋蟀」。雖然即位之年已28歲，可對蟋蟀卻懷著一顆痴迷不已的童心，所以有「太平天子，蛐蛐皇帝」之名。促織者，蟋蟀也，民間叫蛐蛐。

為了搜尋壯碩的蟋蟀，朱瞻基派宦官四處採辦，還隔三差五地屢屢下詔要各地進獻上好的蟋蟀供他玩樂。宣宗在蘇州採辦蟋蟀，搞得民怨沸騰，有民謠道：“促織㘗㘗叫，宣德皇帝要”

清人蒲松齡根據朱瞻基喜好蛐蛐這個特點，在《聊齋志異》裡，寫下著名的短篇小說《促織》。開頭即說：「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歲征民間。」

《促織》中的皇帝，把鬥蟋蟀視為國家大事，縣宰媚上責下，拚命為他搜羅，逼得老百姓傾家蕩產，家破人亡。

（五）宣宗還痴迷於玩賞古物和寶器。一方面，他派宦官到全國各地蒐集各種瓷器、玉器、琺瑯器等古玩，另一方面也在皇家手工作坊製造寶器。因為朱瞻基對古玩的高超鑑賞力，導致了宣德年間青花瓷、宣德爐等宮廷文化發展的極盛時期。

台北故宮－宣德爐

明宣德景德鎮窯青花貫耳瓶 （纽约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珍藏）

（六）朱瞻基還常令宦官到南方去搜羅奇花異石和鳥獸蟲魚，相當勞民傷財。據陸容《菽園雜記》載：“自宣德年間，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玩好物，內官司道接踵，擾甚。”

（七）宣德朝向屬國朝鮮索二十歲以下美貌的處女。《李朝實錄》記載共有三次：為宣德元年、三年、四年。被選處女一旦踏上赴京之路，如同踏上黃泉路，“時人以為生送葬”。朝鮮處女到明宮後，專供明帝使喚玩弄，最終結局大多十分悲慘。

走筆至此，朱瞻基的裡裡外外是個什麼樣的人，小子已盡所能將其呈現在各位看倌面前。有了全方位的面貌，小子才能心無罣礙地接續前文未敘之事。

身為帝王的朱瞻基，既要搞好國家政務，更要放縱自己，幹些自己喜愛的事。他真是說到做到，一點都不含糊。究竟他是出於什麼動機？如何進行？目的又是什麼？

古今學者的觀點都趨向朱瞻基是在玩權術和搞政治平衡，這是根據他死後，內閣和司禮監不時地出現彼此權力的消長。小子倒不這麽想，認為朱瞻基的動機非常單純，他只不過是想方設法地為自己多騰出一些時間獨享罷了。他可不想步前朝的後塵，把自己套在工作裡頭，一點生活樂趣都沒有。

有據於此，小子就依序道出原委，說說自己的看法：

第一步：

洪熙元年（1425年）六月，仁宗駕崩，子宣宗朱瞻基繼位，次年改元宣德。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朱瞻基打破太祖的禁令，公然於內廷設立「內書堂」，由翰林學士教導宦官研讀經文，使其識字，習義理。朱瞻基動作之快乃是胸中早有城府，他打算挑選一些文化素質高的宦官進入司禮監，隨時聽他使喚，好做他的幫手。

內書堂

第二步：

朱瞻基仍重用前朝成祖和仁宗所任命的內閣大學士，讓他們繼續參贊機要和議行奏章。因為只要這些忠誠幹練的老臣在職，朱瞻基根本就不須操心國事。那麼內閣之權又是怎麼從文字處理轉化為具體的事權的呢？

史載「洪武、永樂二朝，批答出自御筆，未嘗委之他人也。」。

到了宣德朝，為了簡化繁重的行政工作，朱瞻基創造了「票擬」和「批紅」，一改前朝皇帝必躬親批閱奏摺之習。

【票擬－批紅之流程】

所謂「票擬」是指外廷官員呈遞的奏疏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奏章，都需經通政使司呈送至內廷司禮監之文書房登記，再由司禮監呈送皇帝審閱。皇帝閱後，由司禮監交文書房送至內閣，內閣大學士以皇帝的口氣擬作批答草稿，用小票墨書貼於奏摺上，是謂「票擬」。 內閣票擬後再經過反向程序抵達御前。經皇帝同意後，親自用朱筆將票擬內容謄錄於奏章之上，是謂「批紅」，然後下發六部執行。“票擬”與“批紅”，二者相互銜接。此外，如有奏章呈皇帝後，不發內閣，也不做處理，稱為「留中」。

內閣票擬本職為 "代王言" ，而非自言，即"票擬"本質上並非閣臣將自身對於奏疏處理意見上報，而屬於代替皇帝進行批答。如果皇帝在奏章發至內閣前已有定見，則派遣司禮監太監(註二)口傳要旨，為內閣事先確定原則；若無定見，則僅派太監赴閣商議處理。

票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效率，也減輕了皇帝的負擔；而共同商議則有利於決策的透明化和考慮問題更為周全，不容易形成獨斷專權的局面。

當文墨已通的宦官自內書堂陸續出來後，其中擇優入司禮監工作。司禮監裡掌印（一名）、秉筆（數名）、隨堂（數名）是最高階的太監，也是剛入其門的宦官們開始奮鬥的目標。

凡票擬過的奏摺，除了朱瞻基親批數本外，其餘皆交由司禮監掌印、秉筆、隨堂太監等按閣票所擬字樣照錄。 至此，我們才知道朱瞻基為何要設立內書堂的真正動機。

然而，“批紅”屬於執行最高決策權，是實現皇權的一種方式。 故司禮太監代皇帝“批紅”，是在代行皇權。在朱瞻基的眼裡，太監只是一群跟在身旁伺候的家奴；他們生活在宮內，由他們代皇帝「批紅」最放心。當然，朱瞻基也會突擊抽查“批紅”有無真正落實。所以終宣德一朝，司禮監的大太監們都循規蹈矩地奉命做事。

不管是司禮監也好、內閣也罷，都是依據皇帝的命令做事，這兩撥人就像皇帝的一雙手。除了國家突發重大事故，朱瞻基非得召集朝臣或閣臣們面議以定決策外；自從採行了「票擬－批紅」後，他就不怎麽召見臣子。這才使得朱瞻基能夠從浩繁的政務中抽出身來放鬆自己，並盡情地享受皇帝的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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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宣德元年，明宣宗派使臣尹鳳前往朝鮮，要求朝鮮進獻海青鷹子。李朝派進鷹使李伯寬赴京進獻，“鴉鶻十四連，黃鷹二十連，皂鷹六連、海青三連”。

宣德三年十一月，李朝進獻海青三連、陳鷹二連。宣德四年七月，進獻鴉鶻三十連、黃鷹十連、皂鷹四連、大狗四十隻。為此，是年九月，明宣宗在給朝鮮國王的敕諭中說：“王遣使進海青、鷹犬，足見王之誠意。使回，賜王磁器十五卓。”

註二：伴隨在皇帝身邊的司禮監掌印太監和秉筆太監為皇帝首選的政務處理幫手。 掌印太監由一人擔任，秉筆太監則多人。主要職責是：1、批復大臣們的一切奏章，“批朱”，2、傳御宣旨。司禮監－秉筆太監是明代宦官制度中位尊權重僅次於掌印太監的一個職務。 秉筆太監除了握有 「批紅」 的權力外，其中首席秉筆太監還兼任提督 東廠 ，可謂位高權重。 明代有名的權宦幾乎都做過司禮監－秉筆太監。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