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前 流離的台灣人（2）

一直到2008年，從來沒來過台灣的潘和成終於也放棄中華民國籍而歸化日本籍。一輩子沒離開過日本的他，卻曾經當過不曾踏上台灣土地上的中華民國籍人民，此次回來花蓮，面對如此接近，卻觸不可及、宛如他鄉的故鄉台灣，台灣對他們的意義到底是什麼？中華民國國籍對他們的意義又是什麼？他們努力想成為日本人的意義又是什麼？

我的叔公已經過世40餘年，我沒有辦法與他好好的坐下來面談他在滿洲最後回到日本的心路歷程。他如何建構、追尋自我的認同，我只能從我父親過去對我的口述以及其他的相關文獻，來重新建構他戰後滯留日本、認同轉換的心路歷程。

松田良孝在其所寫的八重山の台湾人一書給了我線索，該書仔細描述了一群滯留在沖繩八重山群島的台灣移民的掙扎以及轉換的過程。我看到了與我父親對我口述我叔公在日本大同小異的歷程。

1920年代是台灣人移民八重山的起點，台灣人到八重山不是當煤礦礦工，就是投入茶園或鳳梨園；當時台灣人引進台灣水牛到八重山耕種，因水牛的生產效率較高，還引起以鍬墾地的當地八重山農民的反彈。當時，在日本人的心目中，還分為本島的日本人與邊陲的日本人。宗主國的日本人和殖民地的日本人。當時的情形是，本島的日本人對沖繩的琉球人有優越感，沖繩的八重山人對台灣過去的人有優越感。這群台灣人的處境，可想而知。

日本戰敗後，留在這裡的台灣人從「殖民地日本人」變成「中華民國人」，許多人無法適應。因為成為外籍人士，日本政府又要求他們歸還他們墾殖的土地，許多人生活陷入窮困。這些台灣人生活在一個沒有國籍保障，只因身為台灣人便遭到歧視的年代。在八重山的黃潤身（日名廣田順新）回憶，那時聽到當地人對著他們罵「台灣人滾回去！」而感到不安。八重山的第一代、第二代甚或是第三代台灣人從移居到定居，只能相互取暖地活在相對緊密的台灣人小圈子內。在如此不安定的狀況下，正因為生活環境嚴苛，所以他們更希望提供子孫良好的教育機會，他們幾乎在自食其力下成功設立登野城國小嵩田分校，並且努力爭取幾乎不可能的日本國籍。將近20年之後的1964年，首批八重山的台灣人才成功取得日本國籍，1972年代因沖繩回歸日本、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台灣人圈子出現大舉歸化日本籍的浪潮。

從八重山的台裔日本人的困境，我可以管窺我這位叔公回到日本的困境。他出身于台灣的皇民化「國語」家庭，從小努力唸書，唸了大多數是日本人的高校，並且響應政府號召開發滿洲，娶了日本女子為妻，還參加日本關東軍對蘇作戰，並為了日本成為蘇軍的戰俘。他的前半生經歷，無疑地是一個「生於台灣的天皇陛下的赤子』，並且與日本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二戰結束之後，當其他在台灣在滿洲的台灣人，都已經變更回中國國籍，開始習慣聽到『蔣總統』與『三民主義』，或是「228」的時候，他還在蘇聯戰俘營，與其他日本戰友一起辛苦的接受勞改。此刻，他應該還是相信他是個出身於台灣的日本人。

然而，回到日本，與妻女團聚的潘文聰驚訝的發現日本政府已經將他將他的國籍移轉為中華民國國籍，並視為外國人，連同他在東北出生，日本妻子所生的兩個女兒也被視為中華民國國籍。他過去為日本政府的服務犧牲不但沒有和其他戰友一樣擁有年金，他與他的兒女還需要像個受監管的犯人一樣年年向政府報到按指紋。

潘和成叔叔告訴我們：在他成長的時代，他們因為外國人不能擁有土地，房產，甚至沒有義務教育的權利（需要繳交高額的學費）。甚至，外籍人士潘文聰也不能擁有駕駛執照。完全不會說中文或台語的他們第二代也常被人辱罵「清國奴チャンコロ」，種種的有形無形的歧視讓他們深深的受傷。因為沒有年金，潘文聰必須比別人更努力的工作，因為沒有國籍，他能找的工作很有限；因為生活困難、再加上在滿洲受過傷、在西伯利亞當過奴工，他的身體一直不好，又要負擔子女高額的學費，叔公沒能讓他的孩子接受太高的教育，要他們的孩子儘快出社會幫忙家用。於是潘文聰一家人越來越退縮，最後成為日本社會的邊緣人。到1970年代，日本政府開始放寬這些因為歷史因素而滯留日本的韓人、台人可以歸化日本的時候，這些對潘文聰來說已經都太晚了，因為他已經過世了。

潘文聰叔公過世前，從來沒有向潘和成叔叔他們提起過他在滿洲或是台灣花蓮的總總，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在花蓮還有親戚。但叔公民國50年代還回台灣省親，其實我不能理解他為什麼向他的下一代隱瞞那麼多他自己的前世今生。

也許就像是八重山的台灣人的終章《迂迴的路途》裡面的登場人物T一樣。他一直隱瞞自己是台灣人的事實而過活，也向他的子女隱瞞他們的台灣人身份。T選擇和台灣保持距離，雖然他開始思索身為台灣人應該好好瞭解台灣的事物，但也不得不戒慎恐懼，因為一想到表明自己是台灣人後，會給子女帶來什麼樣的負面影響時，他選擇了逃避。

我想我的叔公一輩子都很努力，努力的唸書，考上日本人的學校，他1930年代晚期離開台灣的時候，台灣的環境與政治語言是「東亞共榮」、「日滿支親善」。他娶了日本妻子，努力在日本為中心的殖民地的框架裡面往上爬，但時代的轉換是無情的：短短20多年的後回來台灣的他，一路上看到的是他不熟悉的「青天白日旗」、聽到的是「蔣總統萬歲」「反共抗俄」等他完全不熟悉的政治語言，可以想見他對這個故鄉的土地何其陌生？在日本又無法被日本人或日本社會接納，變成了時代的棄兒，最後，我想他選擇了逃避。

一直到2008年，潘文聰從來沒來過台灣的兒子「潘和成」，終於也放棄中華民國籍而歸化日本籍，變成了「市原和成ICHIHARA KAZUNARI」。一輩子沒離開過日本的他，卻曾經當過不曾踏上台灣土地上的中華民國籍人民，出生在日本的他也必須通過「國語」考試才能被承認為日本人。我不知道他如何看待自己更改國籍的過程，此次他回來花蓮，面對如此接近，卻觸不可及、宛如他鄉的故鄉台灣，台灣對他們的意義到底是什麼？中華民國國籍對他們的意義又是什麼？他們努力想成為日本人的意義又是什麼？

流離的台灣人 最終篇（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