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前--流離的台灣人（1）

大多數人都太渺小，終生勞碌，不會有人給他們寫歷史，他們也不會留下什麼歷史。就這樣來去一生不留下什麼痕跡。

一直到我看見《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才瞭解到在1930年代，日本政府在其所有的領土上宣傳「拓殖滿洲」、「滿洲農業移民百萬戶移住計劃」的號召，因此，大批日本貧民源源不斷地擁入中國東北，成為「日本開拓團」。在此期間，前往滿洲發展的台灣人很多，一方面是響應日本政府號召，一方面也因為自己的事業前途。這些人都是日治時期到滿洲求發展的台灣人，當時他們或是剛從學校畢業，或是業醫、作生意、任公職，或攜家帶眷，或獨身而往。 即便是花蓮，也有很多人前往滿洲這個新大陸。

台灣人李清標，在東北瀋陽那裡開設一家規模很大的日新鐵工廠，有非常多台灣人任職於這所鐵工廠。台北人許長卿，高雄人李春雨、還有花蓮人的我叔公、我祖父都先後任職於這座鐵工廠。

然而，在戰爭接近末期，蘇聯軍隊發動遠東戰役，以雷霆萬鈞之勢三面夾擊滿洲，蘇軍百萬雄師在長達5000多公里的戰線上，從東、西、北三個方向對日軍發起了強大的向心突擊。日本關東軍由於長期抽調外派，軍力嚴重不足，因此下達了「全民動員」的指令，徵召了日本開拓團、日本企業所有的十八歲到四十五歲的男性。很多在滿洲日本家庭僅留下了老人、婦女和孩子。

日本政府、關東軍迫於戰況危急，完全封鎖消息，絲毫不讓一般日僑知曉戰況，將運輸力量優先全力用於向後方大量後撤軍人和軍用物資，因此放棄了應對日僑的保護與協助。短短兩個星期，關東軍主力完全被擊破，日軍損失約67.7萬人，其中8.3萬人被擊斃，59.4萬人投降被俘。也因為日本軍政機關以及滿洲國，乃至於日本關東軍崩潰的速度太快，完全沒有能力照顧日本難民，因此在接下來的逃亡路上，產生了大量滯留在滿洲的日本遺孤、殘留婦女，其中包括不少原籍台灣的日本國民。

在日軍潰敗後，這些台灣人趕忙改回自己的中國姓名以及中國國籍，繼續留在滿洲工作。然而，時局紛亂，軍紀廢弛的蘇軍到處劫掠施暴。台北人許長卿在瀋陽車站目睹七、八个苏联兵，不顾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將一個帶著3個小孩的逃難的日本婦女團團包圍，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後，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龍應臺：大江大海1949）。他最後離開了瀋陽到天津去卖茶，1949年在背後隆隆的炮聲中回到台北。

1939年，高雄人李春雨自高雄工業學校畢業後，便隻身遠赴東北瀋陽，投奔他同鄉李清標；日本投降前，他已被升任為日新鐵工廠廠長,是瀋陽工業界唯一最年輕的廠長。後來國軍接收瀋陽，他一直在瀋陽工作到到1947年底東北完全陷入共軍之手，他們也還繼續待著，然而後來日新鐵工廠的全部財產遭到中共沒收，1948年李春雨終於冒死逃出，回到故鄉台灣。

在這樣的大時代背景之下，我的叔公潘文聰，從小聰慧，在日治時期花蓮港廳立農業學校畢業之後，也跟李春雨一樣，在1939-40年之間前往了滿洲，在一所鐵工廠工作（也許就是日新鐵工廠）。他在滿洲工作很不錯，升遷很快，他寫了信要他的哥哥也來滿洲，於是我的祖父也動身前往滿洲投靠他。

跟其他台灣人不同的是：他也娶了日本妻子，1945年，他已经有两个女儿了。大約因為這個緣故，他沒有跟其他台灣人一樣，對滿洲國以及日滿軍政機關的覆亡置身事外，他參加了臨時組建的日本準軍事組織，參加了短暫的對蘇聯紅軍的戰鬥，被俘，跟其餘59.4萬的日本俘虜一樣被械送西伯利亞戰俘營。蘇聯戰俘營以暴虐俘虜而臭名在外，二戰時期德國在蘇聯的俘虜營裏總共有兩百三十八萬八千人，終戰時其中一百萬人受虐而死。他就在蘇聯戰俘營待了4年，最後，與其他的日本戰俘一起遣返日本，於是他就在日本落地生根。

我的祖父跟隨日本難民輾轉回到日本，再回到台灣花蓮富里，變回中華民國國籍。1948年，不能忘情大陸冒險事業的祖父再前往上海做生意。在1949年在上海已經被解放軍包圍，在炮聲隆隆以及國民黨「死守上海」的口號中，他再度回到台灣。

他們身後的瀋陽火車站前的大同廣場，見證了這個時代的變遷。1945年前由貼滿『王道樂土新滿洲』標語的『大同廣場』（來自滿洲皇帝溥儀的『王政大同』），1945年8月後蘇軍來了之後改名為『史達林廣場』，1946年國軍接收後改名為『中正廣場』改貼上『蔣總統萬歲』，1948年共軍攻陷瀋陽後，再度改名為『人民廣場』，換上『毛主席萬歲』。

流離的台灣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