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是時機，「勢」是趨勢，「度」是所能达到的程度。弱小的一方，或不站在時勢的一方在談判中沒有地位，更遑論「對等」。因此台灣需要「審時」「見勢」「識度」，不要心存幻想，看清事實，才能趨利避害。

陸委會主委王郁琦2月11日以官方身分赴中國大陸南京，拜訪中山陵，並與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舉行「王張會」。這是兩岸自民國38年隔海分治以來，首次兩岸事務主管官員的正式會面，當然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史上有其意義，對建構兩岸常態化互動關係更具重要意涵。

民國103年2月12日除了是兩岸分隔以來的第一次正式的會談之外，還有一個有歷史的特殊時間巧合。也許很多人忘記了，特別是在「去中國化」的歷史課綱之下長大的年輕人大概都不記得了。

清朝最後一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於1912年，於民國元年的2月12日退位，大清統治中國正式結束。辛亥雙十武昌革命爆發、南北分裂，南軍（革命軍）與北軍（清軍）幾經戰鬥，甚至攻下革命軍的根據地漢口與漢陽。清朝雖仍看似強大，其實各地革命之勢蜂起，連滿清根據地的東北都鬧革命，滿蒙一家的外蒙古也解除清軍武裝，並將庫倫辦事大臣三多及其隨從人員押送出境，宣佈脫離清廷，在四面楚歌的情況下，南北雙方幾經談判，最後終於敲定清帝退位，袁世凱繼任，所以，2月12日也是完成中國南北形式上再統一，而且是在中華民國旗幟之下（時為五色旗，象徵五族共和）的統一。但是這樣權宜的妥協旋即再分裂為北洋政府與廣東政府，內戰隨即爆發。

中華民國國運多舛，南北再次分裂後，接著就是無數的軍閥混戰，勉強在民國17年由蔣中正的國民黨第二次形式上的統一後，又遇上二次大戰的中日戰爭。給與了共黨坐大的機會。

上一次的和平談判是在1949年，也就是民國38年的4月1日，國民政府代表團自南京飛抵北平與共黨的會談。由於三大戰役已經結束，國軍損失慘重，所以談判的內容主要在討論內戰的停火條件。最後，停火談判的實質磋商內容達成的《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其內容嚴苛與招降無異。

因此，4月20日，代總統李宗仁的國民政府電告在北平的南京代表團拒絕簽字。於是，4月21日，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朱德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解放軍隨即發起渡江戰役，談判終告失敗。

隨即江防的國軍海軍第二艦隊，以及長江炮臺均告叛變，南京失守。國民政府遷都廣州繼續作戰，再遷重慶，成都，最終再遷到台北。

而國民政府和談代表團由張治中任團長，成員有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李蒸、劉斐等人滯留北平不歸，稍後國民政府的談判代表全部向中共投誠。

結語：

「時」是時機，「勢」是趨勢，「度」是所能达到的程度。談判需要「審時」「利勢」「識度」。弱小的一方，或不站在時勢的一方在談判中沒有地位，更遑論「對等」。談判中弱小的一方通常只要求有點顏面的下臺，達成與否與尚存的實力有關，沒有實力就往往不可得。談判就算拿到與實力不對等的結果也無法持久。

例如，民國38年三大戰役結束之後的國民政府，實力已失，時勢明顯不在國府的一邊，不談也不行，因為結局已經預見。所以，甚至連國府的談判代表都見風轉舵地投降了。

談判很多時候是用來要挾第三方的工具。例如袁世凱以此要挾清廷退位，但清廷尚有利用價值，袁世凱也以此要挾革命軍讓位，所以清廷的退位條件尚可。

關於現在的兩岸談判，我們先來審時見勢識度一番，看清事實，才能趨利避害。

Fact1：中國國力上升，美日國力下降。

基於實力原則，美國最終會退出西太平洋，讓太平洋為中美共管。

Fact2：民國在大陸有許多同情者與支持者粉絲，但台獨沒有。

所以，我們應該堅持民國，爭取大陸的支持者。

Fact3：中國大陸已經顯現社會變革的前兆，進一步的政治社會改革已經難以避免。

所以，我們台灣人民應該與13億大陸人民以及五千萬華僑華人站在一起，驅動中國的政治及社會進步。

以上敘述就是基於所謂的「大中國史觀」，做出對台灣最有利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