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知，既與道德有關，又與道德無關。什麼意思呢？這要看我們說的道德是什麼意思了。如果道德是指某種「既定不變」的生活規範，則覺知與道德無關，覺知會隨情境不斷變化其明白，如何能受僵固的道德枷鎖左右？如果道德是指來自覺知產生的社會綱紀，則覺知的落實就是道德。有人會誤會強調覺知如同強調道德，把道德當做左右政治決策的原則，這會釀就「泛道德主義」的弊端，殊不知連這樣的觀點都是深受西洋文化的影響，尤其深受基督教思維的影響，基督教把《聖經》當做上帝頒佈的律法，其對人生活風俗的規範能兩千年維持不變，正因其信仰這些規範（譬如十戒）來自上帝，自然不能拿人為的意志做更改。然而，在反基督信仰的人來看，這種對某些道德信條的堅持，其實對人性產生甚深的迫害。因此，在歐美社會，同性戀或墮胎議題會成為選舉時相爭難解的辯論焦點，信仰基督教的選民會視支持同性戀或墮胎違背上帝的意旨，然而，這在任何一個華人來看，都會覺得這只是個人的私事，誰管得了誰？

這就是基督教的道德，我們正因把這種道德不知不覺拿來當做我們對道德概念的唯一認識，因此華人對於讓「道德」干預政治甚覺反感。不談基督教這種極其狹隘的道德概念，道德本該隨著人的環境與需要而不斷修正，畢竟其只是某一時空裡社會共同認同的規範，時空條件發生變化了，自然就需要因時因境置宜，這纔是儒家說的道德，或者說，來自覺知的道德。很多西化派的學者常愛批評儒家的道德，殊不知儒家只是在替基督教的道德概念背黑鍋，這個成見如果不調整，則根本無法談覺知的民主，因為出自覺知的民主，與出自覺知的道德，其實正是一體的兩面，有覺知的人，在生活層面表現出道德的把持，自然在政治層面就能展現民主的精神。西洋人很難理解何謂「覺知」，因為信仰基督教的他們只能理解出自《聖經》的規範，在他們來說神意本身不能揣測，這是對上帝的不敬，然而其認知的「神意」偏偏就貼靠著我們說的「覺知」，因此他們不敢逾越其規範，來認識覺知。

但，我們不幫忙西洋人，還有誰能幫忙西洋人？我們自己不透過覺知來建設出新的民主，我們如何有機會讓西洋人認識更深層的民主思維？這不是自認優異的「白種人的負擔」，卻絕對是我們覺知者的重任，因為這是全人類的需要。只有覺知能化解情緒化的執著，社會的爭議如果有覺知，則根本沒有產生的機會。譬如說台灣社會現階段在推行民主政治的過程裡，總與族群議題糾纏不清，致使投票最後如同族群動員，誰的族群大，誰就容易「獲勝」，然而，究竟誰是贏家？靠動員族群來打贏選舉的社會，真正是在落實所謂「民意」的社會？果真如此，則這個「民意」是否有問題？能靠著訴諸血緣親緣或某種「本土意識」就高票當選的總統，真能「證實」他們已經是個能主宰自己命運，具有獨立主權的「國家」？如果政權的成立，不能提供人民覺知的機會，或者反過來說，掌握政權的人，要藉由各種「愚民」的手法來壟斷其政權，則不論這個政權靠什麼辦法來壟斷與維持「民意」，都不能稱做「國家」。

請注意，立國的第一要件，來自人的覺知，這個覺知，提供境內的全部人民，覺知的機會。有覺知的公民，其意見纔具有「民意」該具備的穩定性與成熟度，否則民主政治就只是變調的暴民政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