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有人騙了我們、你們、他們。

這段文藝腔濃厚到怪異的句子，是我還是文藝「少年」時，在某篇以抒情軟調包裝的「反共復國」散文中看到的。彼時，受制於戒嚴時期的教育體系下，不曾意識到歷史原來也有他種解讀，因而很自然地心頭一熱，頗受震動。

但我很快就不迷戀這種看似憂國感時的文章，開始追逐解嚴後彷彿透出的一線天光，再也不甘於做個簡單的文藝「青年」，因而想像著自己該實際地投入某種學運與社運，親臨調製自己的歷史。高三那年，我寫了一篇〈心事〉，卻複製那樣的花間派軟性筆法，訴說我們該如何關心本土、關心社會，而不是關心遙遠的、只存在於地理課本的、1949年以前的中國。

這等「遐想」，在上大學後漸次破滅：我發現自己格格不入，現場也缺乏說服我的東西。在缺乏情熱下，理性因而高舉，加上身處文學院的閒散與舒緩，我放棄任何革命的衝動，並告訴自己：不過就是這樣，是的，一定有人騙了我們、你們、他們。

此後，我遇到諸般無以解釋與理解的狀況時，就會想起這段文字。

退伍後，懷抱著對社會真相的追求，我很自然地進入新聞傳播業，也一路走到現在。但第一年在電視台工作時，這個夢就出現裂痕：原來新聞貼近的不只是時勢脈動，也是行事曆與節氣。在突發新聞之外，有更多行禮如儀的報導，例如，春節端午中秋與大甲鎮瀾宮的媽祖；又如，金馬金鐘金曲與奧斯卡金像獎；或如，區運亞運奧運與世界盃足球賽……

然後我轉去報社，編輯主任不管我的夸夸之言，硬是把我丟去財經中心，而且是編店頭市場版，偶爾會去支援房地產版或影劇版；半年後，又被丟去地方中心，從桃竹苗編到基宜花。於是，我見識到無時效性的稿子，居然可以藏個半年再發出。

幸好我發現自己從來不是個理想性高的人，即使在離開報業，進入廣播電台、網路媒體、雜誌社的這一路上，幾乎限縮在財經管理偶爾有點科技的範疇中，我也沒有因為無法實踐馬克思的革命理想國，而困在怪罪這個資本主義魔獸的流沙中。

張系國在書寫保釣運動的《昨日之怒》後記中，有這麼一句喟嘆：「我畢竟是懦夫，不是革命者。」在十幾歲初次看到時，完全不解其意，但歷經學運及職場這些微薄的經歷後，我知道為什麼自己會在小說裡，將帶給我政治初蒙的夥伴「賜死」，我避免看見現實中理應活得好好的他，原來可以這樣氣壯地棄絕些什麼，一如我躲不開得不斷正視的自己。

於是，在約四分之一世紀之後回想起來，是的，一定有人騙了我們、你們、他們。然而，都已經「老翅幾回寒暑」了，我清楚那是追究不完，也不堪追究的。

因而，我狡獪地笑了笑，將這篇缺乏自省，甚至揉昨日之怒於模糊之中的文字，匆促地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