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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人民日報國際部“鏡鑒”公眾號，香港“佔中”今天進入第18天，已對香港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商家生意慘遭殃及，廣大市民不堪其擾。鏡鑒與您一道，看看那些“熱心”的美英媒體。透過“佔中”，他們看到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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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在觸動這些人的神經？

　　一河之隔，這邊是深圳，那邊是香港。四年前我第一次去香港，從深圳機場轉乘大巴，80元人民幣，兩個多小時就到了灣仔，也就是現在的“佔中”之地。記得我當時一路走過去，在街頭和店舖中看到了很多像我一樣的大陸游客。

　　還有多少人記得幾十年前成千上萬大陸人冒著生命危險逃港的那一幕？9月初出版的《環球人物》雜誌採訪了《大逃港》一書的作者陳秉安。陳先生對建國後逃港總人數的估計是100萬以上。他還講了另一個數據，1978年，深圳農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34元，而對面香港新界的農民人均年收入高達13000 港幣。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年後，英國學者馬丁 雅克在《衛報》的一篇評論中寫道，“21世紀始於中國的1978年”。“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開始從平均主義向市場經濟走出了嘗試性的一步……它創造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歷史。中國的轉變已經使世界的重心東移。”

　　世界歷史500年以來少有的一場巨變由此揭開序幕。它構成了今日香港故事的一個宏大歷史背景。香港不再是“櫥窗”、“旗幟”或“堡壘”。

　　在1997年之前，香港的戰略地位是由英國殖民地和冷戰格局確定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教授杜讚奇(Prasenjit Duara)在2009年發表的《香港與東亞新帝國主義，1941-1966 》一文中引述的數據顯示，20世紀60年代香港是所有殖民地中最大的英鎊儲備基地。其儲量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的1.4億至1.6億英鎊上升到1967 年10月的3.63億英鎊。這個數目超過了全英國海外債務總額的1/10。換句話說，那時的香港就是英國的“取款機”。杜讚奇認為，這也是為什麼英國人始終不願改變獨裁模式的關鍵。直到1967年英鎊貶值，倫敦向香港轉嫁危機，香港在蒙受巨大損失之後，才以有限的“反擊”獲得了財政自治。

　　冷戰同時也使香港成為美英“秩序”中的堡壘。杜讚奇認為，為了維護香港的戰略地位，美英的利益在冷戰時取得了一致，香港“這座堡壘是必須要堅守住的”。因為如果香港倒向共產主義，勢必會導致東南亞的局勢動蕩從而影響歐洲帝國在那裏的利益。於是，“殖民地的利益開始納入‘自由’和繁榮的冷戰視野之中”。

　　“1997年，香港人如夢初醒”，凱枚·原·特裏(KAIMAY YUEN TERRY)在11日發表于美國《明星論壇報》上的文章中這樣寫道。這篇題為《要想真正了解香港，需要了解它的歷史》的文章說，當年，當香港人嘗試以英國殖民地居民的身份移民英國的時候，他們面臨嚴格的配額限制，英國沒有張開雙臂，畢竟他們不屬於一流的“英籍”。這是他們遭受的第一個身份危機。然而，這種鬱悶的感覺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部分香港人心態的不變與香港地位的變化形成鮮明對照。“‘佔中’事件中反映出的香港的身份認同危機的原因是地緣政治變化造成的”。這是美國研究地緣政治的學者蔚山·貢納(Ulson Gunnar)的判斷。在10月11日發表于全球研究網站上的文章中，他表示，“過去(香港)一直是受美英利益影響的，現在它將毫無疑問地會受到更多的中國的影響”。文章認為，香港的身份危機並不是香港的成功被大陸蠶食了多少，而是誰現在掌握著香港成功的鑰匙。那些民主派面臨的選擇是“堅持殖民地思想意識和教條，還是在一個中國的框架內找到自己的新的建設性的定位”。

　　與部分香港人的身份危機相對應的，是一些西方人士對中國崛起引發的格局之變的不安。紐約亞洲協會羅斯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Orville Schell)陪同美國前總統卡特訪華之後，在最新一期《紐約書評》雜誌上發表了《中國反擊》一文。他說， 過去被稱作“西方”(的美國)現在發現自己面臨著一個越來越棘手的局面，即權力平衡正在發生變化，一個還沒有很多人願意承認的變化，更不用說將這種認知嵌入我們與中國打交道的新方式之中了。

　　《紐約時報》中文網13日刊發了美國退役將軍韋斯利 K 克拉克的文章，其標題有點兒唬人《是時候對中國動真格的了》。作者開門見山地寫道，從香港到新疆，中國都在嚴厲地壓制政治異議，而且它和俄羅斯、伊朗、北韓關繫緊密。這讓許多西方領導人從上世紀90年代就懷有的一個夢想破滅了——他們本以為，“建設性接觸”最終會不可避免地使中國更開放、更民主。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中國變得更自信、更強硬，也更封閉。

　　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佔中”發生前《華爾街日報》(9月17日)刊登的美國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美國國防部顧問白邦瑞的文章。白邦瑞在文中表達了幾乎同樣的失望感：“我研究中國40年了，得出的答案是，(誤讀中國的)問題不在中國身上，而在於我們自己。60年來，我們西方人一直從自身利益出發看待中國，不是把它看作抵擋蘇聯的潛在盟友，就是把它看作美國貿易和商業投資的來源。”作者斷言，隨著中國繼續崛起，我們第一步便應該排除這些愉人的假設和似是而非的東西。我們必須重新研究中國，並認識到，共產黨的統治者不會甘心退下歷史舞臺。

　　不要忘記，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的戰略就是在這種失望情緒不斷滋生的背景下登場的。是時候我們該認真地想一想了，究竟是什麼觸動了這些人的神經？

　　是什麼邏輯在主導著他們的判斷？

　　沒有冷戰，當然不會有今天美英媒體對“佔中”事件的這般重視。從連篇累牘的報道和分析中可以看出，那些對“佔中”走向和北京應對之策的揣測，都會或多或少地依據冷戰所造就的意識形態對立的模式。

　　英國《金融時報》的評論稱“佔中”是中國政府25年來“面臨的最嚴重的政治挑戰”。另一家英國媒體《每日電訊報》的評論則誇張地將事件提升到了 “生死攸關的威脅”。英國《泰晤士報》發表題為《中國準備殺死金鵝》的評論，斷言“中國會毫不猶豫地鎮壓香港的抗議活動”。《紐約時報》的報道稱，中國領導人用於應對此類事件的工具匱乏。《經濟學人》雜誌的封面文章是《黨與人民對抗》的醒目標題，“革命”的字眼則幾乎充斥在所有的報道中……

　　隨著事件的演進，他們的視線開始伸向大陸。《紐約時報》網站11日刊登了題為《大陸年輕人同情香港“佔中”者寥寥》的報道。報道引用一位大陸創業者的話說，“我們必須警惕民主轉變成無政府狀態，”報道稱，儘管在中國內地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中，絕非所有人都持有這樣的看法，但它們卻變得越來越普遍。生於上世紀80年代的人，在好萊塢電影和歐洲文學的影響下長大，是中國對外開放政策最大的受益群體之一。他們取了英文名，使用iPhone，前往國外度假，這代人本應該不可阻擋地受到民主、自由表達等理想的吸引。事實與之相反，中國內地20多歲和30多歲的人，很多是尖銳的民族主義者，他們接受了政府的論述，認為對於有著13億人口、複雜龐大的中國來說，唯一可以保護大家免受社會動蕩之苦，免受外國敵對勢力威脅的組織就是共產黨。

　　為什麼這些年輕人能夠“接受政府的論述”？為什麼大家認為只有共產黨才能維持中國的穩定？難道僅僅只是像西方媒體所說的那種民族主義的情緒嗎？這些報道正在遺漏最重要也最值得去做的理性分析，由此，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對北京決策的武斷揣測、對事件影響的渲染誇大。

　　就在“佔中”事件發生的第二天，有一條本該引起更廣泛關注的消息，卻被淡化處理了。根據世界銀行的估算，中國在2014年9月29日成為世界 “第一大經濟體”；隨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顯示，中國從2014年開始，GDP將達17.6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的17.4萬億美元。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美兩國佔世界GDP的份額分別為16.5%和16.3%。姑且不論這兩大國際組織的估算是否準確，但中國經濟實力的上升無疑已經造就了世界格局之變的基礎。

　　在這一經濟奇跡的背後，有著體制與時俱進的變革的作用，有著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的作用，有著中國政府靈活務實的決策的作用……一個最基本的邏輯是，在沒有搞清楚中國成功，中國這些年來為什麼會保持社會穩定的原因之前，對中國政府的政策走向和香港前景的揣測，可能都是草率的。

　　中國經濟的增長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沒有人相信“持續增長是一種主要依靠運氣的隨機現象”。中國政府更不是有了錢以後才“買”了穩定，更不是 “一直試圖用金錢收買香港的人心”。改革開放剛起步的時候，成千上萬中國家庭都是窮得叮噹響，深圳與香港兩邊的收入相差達到了100倍！正如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的報告所言，“快速、持續的經濟增長不是自發產生的，它需要一個國家政治領導人的長期承諾，這個承諾需要以耐心、堅持和現實主義來實現”。

　　“佔中”事件發生後，BBC搞了一個對話節目，請出了《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的作者馬丁 雅克。當馬丁先生剛剛講了一句要用發展的眼光來看香港的民主進程，主持人就打斷了他的話，把說話的機會給了所謂民主派的代表人物陳方安生。馬丁先生對“佔中”持有的看法固然可以討論，但他提出的不僅是一個觀點，更是觀察中國、認識中國的方法。方法不對，判斷就會失誤。

　　今天走向世界的中國投資者和成千上萬的中國遊客，帶來的絕不只是發展成果的分享，也是中國人對現有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看法。“佔中”發生時，我的同事顏歡正在玻利維亞海拔3800米的一座銅礦採訪湖南的一家企業。她告訴我，正是由於這家中企的到來，安第斯山脈貧窮落後的村莊才有了從未有過的發展機會，村民們用上了智慧手機。

　　早在2005年，創立軟實力概念的美國學者約瑟夫 奈就警告說，儘管中國在軟實力方面遠不能與美國平起平坐，但是如果忽視中國正在取得的進展，那將是愚蠢之舉。

　　是哪些因素造就了持續穩定的發展？

　　在“佔中”最熱鬧的時候，美國政治學者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朽：從工業革命到全球化進程中的民主》上市。

　　近年來，討論文明崛起與衰落、政治制度改革與演變幾乎成為國際政治學界的時髦，這一現象也折射了全球大變動中尋找定位、探索未來道路的急切願望。

　　英國《經濟學人》9月27日一期的書評引述了福山的話：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發生在中國的事情，正是這種傳統在經歷了一個世紀衰落後的復興。中國共產黨正在回到歷史中去以證明自己，即便是沒有西方的民主和法制的傳統所帶來的益處，他們也能創建一個有能力的政府。

　　《金融時報》13日刊登的英國康橋大學政治學教授戴維 朗西曼(David Runciman)的文章標題是《福山的良治社會三要素》，作者認為福山的核心論點是：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需要三個構成要素：強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三者缺一不可。而最重要的是要把順序擺對，民主並不是第一位。強政府才是。尚未獲得實施有效統治的能力就進行民主化的政府無一例外地都會遭受失敗。

　　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裏德曼在最近的一篇評論中也引述了福山在接受他採訪時說的話：“在制約權力之前，首先需要產生權力……政府不僅僅關乎制約，也需要提供安全保障、基礎設施、醫療和法治。任何能夠提供上述所有服務的勢力”——包括中國——“都能贏得競賽，無論它民主與否……”

　　該勸說這些學生回到他們的課堂上去了。福布斯網站10月8日刊發了戴維·埃爾敦(David Eldon)的文章《香港還是中國的下蛋金鵝嗎？》。作者希望在不久將來的某個時候，(“佔中”的)學生們能夠意識到，如果這種事情繼續下去，他們會失去自己的未來。當然，他們也許有興趣考察一下辛巴威、烏克蘭、埃及以及很多其他地方的“民主”——那裏的抗議活動到最後都化為了一場徒勞。

　　就讓美聯社對葉門危機的報道來為這一觀點做個注腳吧。這篇10月12日發自葉門的報道將2011年在葉門發生的“阿拉伯之春”起義稱作是一場 “夢幻和浪漫的運動”，它結束了獨裁者阿裏 阿卜杜拉 薩利赫33年的統治，起義者們決心要把這個最貧困的阿拉伯國家改造成為一個民主的、現代的社會。“四年後，葉門一片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