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朝時期的台灣，教育的目的便是通過科舉考試，所以進學校唸書的學生，沒有不參加考試的。此時期的教育並非義務性質，因此，教育文化尚未相當普及。直到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期，為將台灣這片殖民地，以改造、同化台灣本島人為目標，於是表現在教育政策上的就是普及國語（日語）。從登陸台灣那年就設立的「芝山嚴學堂」起，到其後的「國語傳習所」，乃至專收台灣人子弟的「公學校」，都是以傳授日語為第一目的。

一、文化背景：

　　日據初期，台灣反日運動相當盛行，日本當局除以武力鎮壓外，竭盡全力建立其統治體制，部署官署機構，鞏固開發基礎，並設法安撫居民，以普及國語（日語），及養成馴從殖民地統治秩序的「臣民」。但當時的教育皆是以台灣話（含閩南語、客家話）教授、閱讀和書寫漢文，並且傳授中國舊有的傳統禮教，亦即灌輸學童中華思想文化。如此的教育方針，自然不受容於台灣總督府，而汲汲欲將之廢除。

此時期書房的經營，由於教育精神不符政府的政策，總督府對書房的授課內容進行了大改造。除了要求加授國（日）語課程之外，原有的漢文課必須使用公家頒發的《大日本史略》、《天變地異》、《訓蒙窮理圖解》等漢譯本為參考書。更出版了以日本為本位的《台灣教科用書——漢文讀本》六卷給公學校教學，並下令民間書房也必須使用，企圖藉此斷絕台人繼續接受漢民族文化的薰陶。

從以上這些史實來看，日治時期的漢文教育絕非單純的只是授業解惑的課程，因為有統治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存在，致使漢文教育的背後隱藏著一場無形的戰爭。本稿主要彙集當時發表在號稱「台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的《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及其前身的《台灣青年》上，關於漢文教育的各種論評、社論、新聞稿、投書等原始資料，以探究公學校和民間書房漢文教育的時代意義。

二、教育制度：

在教育上特別注重：

（1）以生活教育來改變生活習慣與精神，

（2）像訓練軍人一般，嚴格灌輸人民「忠於天皇」的思想。

１．公學校基本教育：

日本殖民統治初期，以日語教學最為重要，是基於殖民地教育的要求出發的，其目的只是為了給與殖民地人民有限的基本教育，以供日本統治者役使。因此，總督府建立西式新教育制度，作為貫徹殖民政策的工具，採取差別待遇、隔離政策的原則，以初等教育六年制的公學校為最主要的設施，與專為在台日本人兒童所設立的「小學校」，皆為初等教育機構。其教授科目雖與日本人上的小學校相近，但教科書是由台灣總督府另行編纂，與小學校內容採自日本本國的作法不同。在一九四一年時，日本本國發佈「國民學校令」，將台灣全島的一百五十所小學校，與八百二十所公學校統一改稱國民學校，昭和十八年開始實施義務教育。

２．社會教育：

日本殖民統治之初，為了斷絕台人繼續接受漢民族文化的薰陶，總督府便確立普及日語的政策。除了透過學校教育外，並利用社會教育的方式，展開推廣國語（日語）運動。一八九六年起，在全台各重要城市普遍設立「國語（日語）講習所」，教育失學民眾學習簡易的日語。儘管如此，日語並未成為殖民地台灣人的生活語言，只不過使台灣成為「雙語並用」的社會。台人始終將日語看成外國語文，不因學會日語而被同化。　　　　　　　　　

３．中等、實業教育：

關於中等教育，除了學習過程中被剝奪無法使用漢文之權利外，修業期限皆比日本人學校短一年，課程內容也比較低，因此總督府最初僅設立修業半年至二年的職業講習所，以培養初級技術人才。一九一九年以後，雖然各地陸續設立普通中學，但總督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後為臺北第一師範學校)府為了因應技術勞工的需求，仍繼續偏重職業教育，只教授維持生計、有生存能力之教育，對於殖民地並不教授對於「自治能力」有所助益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大量增設二年制的職業補習學校，以便使基層技術人才，不必仰賴日本國內供應。　　

４．高等教育：

　　　　在總督府殖民統治下，初期不鼓勵台灣人子弟學習人文學科，而以培養公學校教師的師範學校 和培養 醫師的醫學校為重點。由於教 師和 醫師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因此，兩類學校長期存在激烈的入學競爭。

除了醫學校外，一九一九年以後，另設有農林、工、商專科學校及台北帝國大學(=國立臺灣大學)，但在入學競爭時，因台灣子弟受教的水準較差，立於不立之地位，入學競爭便無法與日本子弟對抗，因此造成在台的日本人對於高等教育機會獨佔，台灣學生所佔比例甚低。一九二二年日本殖民當局實行「日臺共學制」，規定在公立學校的新生錄取率，日籍學生佔61.9%，台灣生只可以佔 18.7 % 。又如一九四四年，台灣最高學府「台北帝國大學」有學生357人，台灣子弟卻僅有58名，僅佔學校六分之一。

５．留學教育：

由於在台灣升學不易，因而台灣有志青年踴躍前往日本留學，至一九四五年為止十萬人。其中，大專畢業生總數達六萬多人，學習法律、商業及經濟者居次。學習醫者最多，習法，商及經濟者居次，留學教育大為彌補台灣高等教育之不足。

三、教育特色：

事實上，日據時代的教育是以殖民教育為前提，因此他表現出來的特色是：

１．同化政策：

採漸進方式，逐漸加強國（日）語文和消弱中國傳統文化，日本據台後，初以國語傳習所作為傳授日本語文的場所，但因成效有限，後來普設公學校，改為義務教育後，才有較好的文化同化效果。

２．差別教育：

日本子弟讀的是小學校；台灣子弟則讀公學校。一八九八年發佈「台灣公學校令」，公學校與小學校相比，公學校之學費非但皆由學生自行負擔，在師資、設備、教育經費與小學校相比，相差甚遠。一九四一年後，雖將小學校和公學校同樣改稱為國民學校，但也只不過是名稱的調整，本質仍是相同的。

３．愚民政策：

為避免因高等教育的普及導致民智大開，從而造成台灣人民反抗，例如一九零三年，民政長官後籐新平在學事諮問會度上，曾明白表示：

　　……在總督訓示以國語（日語）普及目標的前提下，只要討論如何普及國語（日語）即可，……這是為了預防像過去盡力於智育開發的荷蘭或印度般，其結果多陷於弊害之中。……未曾深思熟慮，徒以教育為善事而廣開學校，本身已造成殖民政策的錯誤。而終始原欲用以斬人的名刀，反成為自己切腹的利刃。

因此，台灣的子弟很難有機會升學，求得更高的學問。

４．國家主義教育：

學校教育的教育理念、制度、方法和各種設施，皆以富國強兵、同化政策為目標導向。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為因應戰爭之需要，於是在台灣推動「皇民化運動」，鼓勵常用日語、養成日式生活習慣、改從日姓及供奉日本神祇等，企圖使臺人也具有日本國民的愛國心和犧牲精神。台灣總督府並規定：所有機關、學校等公共場合，禁止漢語；教師教學、學生讀書，概用日語；不會日語者不準就業；已就業而不講日語者解聘；不學日語者罰款；火車票不售與不講日語者。（見昭和13年版《台灣年鑒》）。不久，大量招募台人從軍，最後甚至實施徵兵制度，結果，台籍日本兵總數多達二十萬餘人。

四、結語

　　　　日本人對台灣教育文化最大的貢獻，在於讓台灣的教育從舊式的為科舉考試為主的學校教育，轉變為現代化的新式學校教育。而開始義務教育後，台灣子弟就學率慢慢爬升高達89﹪，甚至還將培養師資的師範學校，升格為專科程度。但當初日本人並未把台灣當成自己的國家來管理，而是當成「殖民地」來對台灣予取予求，欲將台灣人民的思想意識行為日本奴役化，怕台灣人民學業若反超日人，將置日本殖民統治者於不利。因此對於台灣子弟來說，當時之教育文化環境是相當不平等的。尤其越是高等教育，越是為日本人子弟所獨佔。而也因在此差別待遇與殖民歧視下，台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亦開始蓬勃地萌芽發展了起來。

【註釋】

【參考文獻】

１.  陳君愷編著；國立編譯館主編 (2006),《狂飆的年代：1920年代台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台北：日創社文化。

２.  遠流台灣館編著 (2000),《臺灣史小事典》。台北：遠流。

３.  黃靜嘉著 (2002),《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臺灣殖民統治及其影響》。台北：臺灣商務。

４.  http://www.syps.hlc.edu.tw/taiwan/newpage19.htm　,〈日據第三階段〉。《台灣史講義》。

５.  http://design.view.org.tw/stu299/%A4%E9%BE%DA%AE%C9%B4%C1.htm ,〈日據時期〉。《登瀛書院與草屯的教育》。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