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委會主委王郁琦與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會晤，被比喻成兩岸關係新篇章，是值得記錄的一天。而台灣目前正面臨教育課綱微調爭議中，『去台灣化』、『去中國化』、『去日本化』，成為討論議題。

政治的對接，終究要回歸歷史事實，教育的對接，也必須回到多數民眾的感受上。

從台灣音樂發展的端點來看，文化的密集對接，已經呈現了『融』比『去』更爲重要，或許這是值得大家省思的方向。

台灣從1624年荷蘭及西班牙人東來之後，西洋聖歌音樂開始傳入，清末教堂音樂熱絡，日治時期留日音樂家鄧雨賢、楊三郎、呂泉生等人讓台語歌謠流行化，戰後台灣音樂系所成立，學院音樂界與流行音樂界，形成台灣兩個主要的音樂脈絡，一在商業市場裡找到觀眾與時代意義，一在西方與東方音樂的拉鋸裡，找到文化的根源與融合，台灣的音樂不僅流行，也融入現代與古典。

西樂傳入兩岸，音樂教育多元紮根

台灣百年前的音樂包括原住民傳統音樂、中國傳入的南管北管、本土歌仔戲等等。

1624年荷蘭人及西班人東來以後，西洋音樂透過聖歌政教合一來到台灣，清末北京、天津條約開港後，西方音樂再度透過傳教聖歌方式又傳播到台灣，台灣也開始出現西方的教堂音樂教育。

到了日據時期，台灣的西樂以師範學校為中心，開始有一些多元創作，日本快步西化後，產生了許多留日的音樂家如張福興、呂泉生、楊三郎、郭芝苑、鄧雨賢等，成為台灣音樂推動的中堅人物。

而在中國大陸那一端，西樂在中國發展的速度也很快。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早期的學堂歌曲，大多借用西方或民間曲調，『送別』就是美國的歌，日本改詞改歌名，民國四年，李叔同加入古典詩詞美，改成現在流傳的中文詞。

上海租界流行歌舞盛行，民國16年音樂家蕭友梅等就在上海法租界地，創建了音樂院，造就了早期的作曲家，如黄自、趙元任、韋瀚章等等，而第一代的音樂家趙元任還與唱片業結合，創作了許多雅俗共賞的歌曲，『叫我如何不想她』及『海韻』，是流行界、合唱、獨唱傳唱的曲目。

中日戰爭開啟，許多音樂家投入創作愛國歌曲，如黃自的『抗敵歌』、『旗正飄飄』等，民國29年，廣州淪陷後，黃友棣將小姑娘思念出征遠方情郎的心情，譜成動人的音樂『杜鵑花』。

民國38年政府遷台後，黃自系統的音樂家也來到台灣，與日治時期音樂家形成兩個西樂系統，其次，國樂也在戰後傳入台灣。

民國46年到61年15年間台灣成立了12個音樂科系，並舉辦音樂大賽，培育音樂人才。

70年代台灣內外受到聯合國等外交挫敗，興起了鄉土文化運動，在音樂家史惟亮及許常惠的堅持下，讓傳統民族音樂傳承下來，接著，在林懷民的雲門舞集裡，更體現了台灣音樂西方與東方結合的美。（註：林懷民特別在2014年1月27日李泰祥告別式裡，表達對台灣音樂人離開的不捨。）

在眾多音樂家赴歐返國後走出了音樂嚴肅與通俗之間的籓籬，西方的美聲，在台灣產生了民族美聲，台灣的音樂教育從專業音樂電台、合唱團及校園音樂教育的培訓下，加上政府的文藝季、藝術季、音樂季及各種傳統及現代樂展、樂團、音樂雜誌不斷誕生後，台灣音樂不僅流行，也融入現代與古典。

跳舞時代 唱片業風起雲湧

而另一個台灣發展快速的就是流行音樂，民國21年詹天馬與王雪峰為中國電影『桃花泣血記』來台宣傳寫了台語歌，隔年，李臨秋與鄧雨賢聯手寫了望春風，大街小巷傳唱，開創台灣台語現代流行歌謠與唱片業的市場。

這是台灣流行音樂的第一個黃金時期，直到中日戰爭開打，自由創作受到壓抑，台灣唱片業才開始沒落。（註：電影大稻埕票房破億，但遭音樂社會學家石計生抨擊是消費大稻埕，文中指出《望春風》是1933年由李臨秋作詞，鄧雨賢作曲的音樂，根本不會出現在蔣渭水的1920年代！電影娛樂文本在研究台灣音樂史學者眼中，無法容忍年代的錯亂。） 

戰後音樂發展 留日音樂家顯功

留日的音樂家在戰前扮演台灣流行歌謠的推動者，如鄧雨賢的望春風、雨夜花雖走紅，但英年早逝。

而中日戰爭期間，楊三郎由日返台，在呂泉生的鼓勵下，完成處女座『望你早歸』。

民國38年，音樂家呂泉生寫了一首膾炙人口的『杯底不可飼金魚』，這首『杯底不可飼金魚』是一首台語飲酒歌，該歌曲與二二八事件有關。呂泉生曾在電台擔任演藝股長，共事的台籍主管遭逮捕入獄，呂泉生有感於「二二八事件」造成的傷亡無以計數，透過這首歌弭平族群裂痕，歌詞裡「朋友弟兄無議論、好漢剖腹來相見」就是一種豪情與時代心境。

民國46年呂泉生還創辦榮星合唱團，這是大家記憶猶新的兒童合唱團。另外，推動民族音樂的郭芝苑在民國44年發表第一首台灣人創作的管弦樂曲，為台灣民族音樂的先驅。

許常惠民國43年赴法留學，從西方音樂裡尋覓東方民族音樂的靈魂，開始研究屬於台灣的民族音樂，鼓勵本土音樂創作，許常惠因此有台灣民族音樂教父之稱。

50年代起 流行音樂國台語顯風華

而戰後的台灣歌壇開始出現國語與台語兩個流行系統，分別是民國51年底台視的群星會節目及民國50年左右竄起兩個寶島歌王文夏與洪一峰，讓台灣的流行樂壇進入另一波黃金高潮。

到了70年代，愛國歌曲與瓊瑤電影插曲興盛，民國65年政府限縮台語播出，國語歌手鄧麗君大紅大紫，同時，西洋歌曲與偶像歌手如高凌風等串起。

另一種校園裏的聲音卻打破了流行音樂界的潮流，淡江大學的李雙澤不滿時下的西洋歌曲，掀起『唱自己的歌』民歌風潮，台灣的校園民歌開啟了另一個台灣音樂的屬性，它不像國語流行歌曲，也不是中國民歌，也看不出台語歌的悲情元素，捧出了如鄭怡、李建復、蔡琴、吳楚楚等民歌手，值得一提的是學院派的李泰祥也加入校園民歌界，走出了不一樣的校園民歌風。

民國70年左右，台灣政經變化劇烈，淨化人心歌曲是慶典活動必唱的曲調，民歌時期的歌手也加入流行唱片業繼續創作(吳楚楚與李宗盛)，流行歌曲進入商業主義的時代，羅大佑(鹿港小鎮)與李恕權反應時代的批判曲風，也受到大眾歡迎流行一時，到了民國80年以後，林強的新台語風格，江蕙的『酒後心聲』，陳淑樺都會女子的夢醒時分，及香港四大天王偶像風潮席捲台灣，而民國九十年後，F4、周杰倫及日韓的偶像歌手等讓台灣的流行音樂走向更年輕化，台灣演唱會的時代來臨，獨立樂團也開始展現不一樣的搖滾元素，台語、客語、原住民語、國語，可以交叉呈現，中西曲風更可以交互運用，台灣不僅歌聲春秋，也同時音樂跨界。

音樂跨界跨文化 歌手跨語言

台灣的音樂界及流行歌手相知相惜，西方與東方曲風跨界融合。

呂泉生的『杯底不可飼金魚』跨越省籍強調融合，陳昇台客風的新寶島樂園音樂，加入了外省籍劉若英的國語味道；周杰倫的西風與方文山的東方詞，讓歌曲有了新節奏生命；學聲樂的文夏、許景淳等歌手，走紅流行界，李泰祥讓正統音樂融入流行音樂，流行音樂看到正統音樂的影子；許常惠的民族音樂保存更讓國寶級歌仔戲、客、台音樂人物有了歷史的地位；而李臨秋與鄧雨賢，洪一峰與葉俊麟的音樂表現，更是台語歌曲的最佳搭檔。

台灣的歌手前往中國大陸當音樂評審，參加流行音樂大賽，中國大陸的歌手頻頻在台灣的歌唱節目裡表現不凡，而來自中國大陸的歌手王菲與丁噹，更是家喻戶曉。

音樂交匯發光  難分難捨

台灣的音樂就像是一個已經累積能量的交匯發光體，從原住民郭英男的奧運發光，李泰祥音樂的感動故事，張雨生與張惠妹的歌聲延續，這些都是原住民音樂者對音樂的堅持所形成的台灣之光。

而台語歌手江蕙與世界知名男高音多明哥雨夜花的中西詮釋，令人動容，象徵音樂的跨文化與國界。

社會上許多角落裡，有許多合唱團及歌手還在演唱每一個時代的故事，不管是台語歌、客家曲目、原住民曲調，還是愛國歌曲、中國民謠、時代史詩，這些都是每個人文化成長的過程，誰也不能斷然切割與抹煞記憶。

完全台灣化已經不可能，完全中國化也不是事實，日本化也曾是台灣動態的文化面貌之一，從音樂上的跨界與融合，對照目前台灣課綱微調的爭議，我們真的要重新省思，除了事實不容更改外，『融』比『去』可能更值得我們追尋與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