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社論對核安提出質疑，今日試略論核能的效益，以對照比較正反雙方的觀點。
核電的安全顧慮使人憂心，但核電的低電價卻無可異議。核安是相對的，因此即使有核安顧慮，仍有國家主張在維持核安下使用核電；電價卻是絕對的，這也是之所以在比較風險及利益下，在重要國家中，支持核電的國家超過廢核非核者。也就是說，核安可以控制，但電價不能控制。
江內閣要求台電仔細計算若停建核四可能的電價波動，數值試算當然有一定的科學依據，但恐怕不易衡量電價上漲後對社會心理及經濟活動的影響。
其實，如果可能的話，可以試行一年的「無核電電價」，也許始能知道社會的接受度與承受力究竟如何。
日本這兩年的動盪是眼前的例子。福島核災後五十四座核電廠全關的短暫期間，雖然政府極力壓低電力需求，但工業用電電價仍上漲百分之二十多，家庭用電漲百分之十五，在全球蒐購天然氣斥資達一兆台幣之鉅，因而造成了三十餘年來首見的貿易赤字。去年，日本核電廠全數暫停運轉，夏季尖峰電價大漲四倍，產業界被迫縮減生產規模；這正是安倍晉三首相宣布重啟核電的關鍵考量。
簡單說，在沒有新的低廉能源替補情況下，關掉核電廠對國家影響絕不只是電價一項，將是全面性的，從民生日用到經濟發展。曾有人估算台灣非核後電價可能會調漲一倍，且有停電的風險，這恐怕不是危言聳聽，穩定供電必須以國安層次的高度來考量。
福島核災後，德國宣布二○二○年全面非核，德國能這麼做，是因早在一九九八年確定非核政策後即逐步做廢核準備；立法限制核電廠新設、節能、發展再生能源三管齊下，再加上德國具有承受高電價的國際競爭力，始能逐步建構廢核環境。另一個關鍵，德國電網與法國併聯，缺電可以向法國買核電；但德國電價仍因而連番上漲，政府甚至須補貼基層民眾的電費。
台灣的電價無疑是國際上的低水平，但去年四月的調高電價，民眾的反彈即遠超出預期，這還是供電品質未受影響的狀況；設若在供電準備不足情況下，調漲電價、限電、停電接連發生，可能的影響將是經濟、政治及社會動盪。
再者，產業結構還有相當比例的耗能工業，這是必須正視的事實；即便要淘汰這些產業，也必須循序漸進；何況，耗能產業從業人口多是經濟弱勢，改變產業結構的作為需更細緻。所謂「調整產業結構」，絕非如一般人想像之容易。何況，台灣的主要經濟競爭者，如韓、日及大陸，皆核電國。
台灣的獨立電網（未與鄰國互通有無），以及幾乎全無自產能源，電力環境相對艱困。雖然從民國八十四年起推動電業自由化，但迄今電力的開源仍相當有限；尤其地球暖化帶動減碳風潮的考慮下，多數燃煤機組老化後改以燃氣電廠取代，這又觸及台灣無自產能源、全球能源戰爭的限制。
台灣電力結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基載電力不足，燃氣機組不斷增加，讓去年的天然氣採購較前年多出四分之一，達四百二十三億元，這幾乎已是全球搶氣的極限；如果驟然推動非核，要到哪裡買氣去填補近百分之二十的核電？在能源自主性低的情況下，推動非核家園的籌碼相對不足。
另個問題，是風電、太陽能、生質能等再生能源迄今進度有限，主要原因是發展場域潛力有限；加以用電主體在城市，多不具備再生能源發展條件，靠台電的電網南電北輸、西電東送，電力的流失相當可觀，這也增加台電電力結構調整的困難度。
政府目前以非核為目標，但不訂時間表，是因為台灣電力環境的先天限制。在逐步推動減核的過程，增加電力系統的有效度，讓每度電帶來的效益極大化，相對也就降低電力需求，這正是非核準備的一環。
停建核四與否，不應只是反核或擁核而已；若等廢核非核走上了不歸路，台灣的政治與經濟或許也走上一條不歸路。
想一想三一一的發生國日本，看一看安倍晉三的核電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