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不可能再建「核五」。因為，倘若現在爭議的只是不能信任核四，而不是對整個核電的否定，則在理論上，即使停建核四，仍可另建足堪信任的「核五」；但是，現在的情勢，卻是「非核家園」已成既定政策，因此，核四無論停或續，皆已不會再有「核五」。

所以，核四停續公投就成了「立即廢核」或「漸進廢核」的策略抉擇問題，也就是要公投決定如何用「核四」邁出「非核家園」的第一步。

我們屢申，倘若核四在專業體檢後不能確認其安全，即失去公投的基礎，也就不必舉行公投。但若核四的專業安全獲得確認，國人所迎對的即是贊成核四上路以「漸進廢核」，或反對核四上路以「立即廢核」的策略抉擇。畢竟，不論核四上路或不上路，台灣就此已邁出非核廢核的第一步，無論如何皆不會再有「核五」

所謂「立即廢核」或「漸進廢核」，其差異是對「能源轉型」程序的不同抉擇。核四若能運轉，再一步一步使核一二三除役，那麼核四就能在廢核過程中發生交疊、緩衝及漸進的作用，即可使能源轉型的過渡程序走得比較平緩；但若核四立即退場，再加上二○一八年核一除役，台灣在能源的過渡程序上即會承負較大的壓力。

能源轉型是一個極端困難且牽涉廣大的政經工程。僅以硬體轉型言，如新建「非核」電廠、設置風力、太陽能機組，即使在一切手續皆全無阻障下，至少也須有十年以上的時間（何況，若要廣建小型發電廠、風力機組或太陽能板，其社會抗拒所消耗的時間及最終能否建得成皆難估計）；至於若要等到生質能源等「新能源」能夠成為可用的「替代能源」，則尚須等待文明的幸運之神到來，不能視為當然。以上這些，即使一切想像得到的都能做得到，此一能源轉型過程也至少要有二十年上下的過渡程序；且尚未計入其代價，包括例如前述新建電廠等的社會抗爭代價，以及包括排碳增加、電費上漲、企業轉型等生態及經濟上的代價。所以，能源轉型過渡程序的平緩或急遽，對社會形成的負荷自有差異；也因此，核四的停續遂成為「立即廢核」及「漸進廢核」的抉擇問題。

進一步言，能源轉型更牽涉到三個層次的問題：一、生活方式；二、經濟形態；三、國安架構。

一、生活方式：這是最淺的一個層次。如果能源轉型的過程太激進，形成缺電或電費上漲，皆將影響個人的生活形態。然而，如果能源轉型的影響只及於此一層次，那也就罷了；少吹些冷氣，多繳點電費，只是生活層次受到影響，則將台灣想像成大一號的帛琉島又何妨？

二、經濟形態：陳藹玲不會在乎多繳些電費，但對小工廠及小吃店的影響就不一樣，其實去年電費上漲已經「演習」過了。此時，影響層面就從生活方式推進到了經濟形態，且是將擴展至一切的產業。當然，我們可以倡議產業轉型，反對「耗能產業」；但這也不是想得到就做得到的。何況，台灣眼前面對的是必須在幾年內闖過ＴＰＰ或ＲＣＥＰ的關卡，倘因電力不穩定及電價上漲影響了開放後的經濟競爭力，其後果仍應正視。

三、國安架構：如果衝擊到經濟形態，自然也一定會影響到國安層次；譬如說，台灣的經濟狀態若因能源轉型失利而受創，難免就會更增加對大陸「讓利」的依賴，自亦更難避免兩岸關係的風險，這類顧慮皆是不可忽略的國安思維。

畢竟，台灣不是帛琉，因為帛琉沒有「兩岸關係」。台灣或許有人嚮往像帛琉那種回歸自然的生活方式，但台灣發展至今日，在經濟形態上已回不去了，而且台灣的生存更須建立在能夠開放競爭又足以抵擋中國大陸磁吸作用的國安架構之上。這即是能源轉型問題的三個層次。

以上論點，在今日民粹氛圍中，若被指為危言聳聽，亦不足為怪。問題在於，各政黨的領導人物皆不可能不知道這個道理，卻只是將核四議題當作撕裂社會的政治工具。即以民進黨言，核四若停建，我們可以預言，倘該黨當選二○一六年的總統，第一個重大的能源政策，必將是「核一延役」，屆時即可證明今天的一切皆是騙局；但民進黨今日卻絲毫不容「核四若在專業上確認安全，應採漸進廢核政策」的空間。

民進黨作了兩件會讓台灣致命的事：一是主張台獨，另一是扁政府把核四工序中斷毀壞，現在又不論核四安不安全都反核四。如今，台獨已無可能；但即使核四證實安全也會被民進黨毀了，這個，民進黨已有可能做到。

能源政策及能源轉型皆是攸關國家命脈的無比大事。我們曾論，即使如美國（三哩島）、俄羅斯（車諾比）、日本（福島）這樣的「核災大國」，如今仍維持核電政策，足徵這絕非一個想得到就做得到的事。這三國的政經條件難道不如台灣？更何況美俄還是能源生產大國。

因此，以台灣的特殊政經處境言，「非核家園」是否會顧此失彼，其實仍有議論空間，但是如今皆已無討論的餘地；然而，除非核四的專業安全未獲確認，否則，難道我們不能仔細想想究竟應「立即廢核」或「漸進廢核」？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康納曼教授日前來台在一場閉門的座談會中，對於其所提出的「快思慢想」有很好的解釋。康納曼教授「快思慢想」的理論中，有許多觀念都剛好可以用在核四的爭議上，對於如何形成決策的過程，有些討論，希望有助未來國人在核四公投時，能做出正確的決定。

康納曼教授認為人們日常在做一些決定時，通常會有兩個最常見的方式，一種決策是立即的反應，簡稱為系統一（快思）；另外一種決策是經過較長時間的思考，然後再做出決策，簡稱為系統二（慢想）。

一般來說，系統一的決策是對於一些較容易而且日常經常遇到的事情做出決策，由於此一決策是立即決定的，因此出錯的可能性較高，但是由於受到的影響較小，因此大家仍然大多數是用系統一來進行決策。

如果遇到一些較重大的事情，例如決定是否要結婚，或是是否要買房子，這些重大決策需要較多的訊息及較長的時間來考慮，因此屬於系統二的決策，由於取得的訊息較多，而且經過深思熟慮，因此出錯的機率較少。但是由於取得較多訊息需要較高的成本，因此人們通常不一定會採用系統二來進行決策。

另外，康納曼教授也提出幾個影響人們決策的重要因素，其中有幾個因素與目前國人討論是否要續建核四的想法有關，值得在此做一些說明。

首先，康納曼教授認為人們經常會因為一些發生機率很低的事件，而付出很高的保險費用，稱為機率效果。比方說，有很多人上飛機前會去買保險，雖然飛機出事的機率很低。而在核四的爭議中，現在核三廠除役的時間是2025年，核四如果興建完成，預計除役的時間是2050年，也就是說，目前是否停建核四就只是這25年的一點點差異。但是，如果要停建核四的話，目前興建核四已經花費的數千億投資就白花了，這就是為了這25年的差異所支付的保險成本，大家認為這些保險成本是否會太高呢？

其次，康納曼教授認為一個人本身所經歷的經驗其對於個人的影響，超過歷史上所帶來的經驗。比方說，當年美國舊金山大地震之後，美國人買地震險的家庭大幅增加，但是，其實地震過後能量釋放出來之後，未來短期間之內再出現大地震的機率反而是很低的。而現在造成國人對於核四的安全有疑慮的主因之一，是因為前年日本311大地震所造成的福島核災所帶來的深刻印象。也就是說，隨著時間過去，當人們對於核災的經驗逐漸退去時，大家反核的情緒也就會逐漸消退。

第三，人們在做決策時，經常會拿一個參考點來進行決策的延伸，比方說，當德國決定要廢核時，大家就會拿德國當做例子，認為我們也應該有樣學樣，但是大家可能會忽略旁邊的法國所用的電中有75%都是核能發電來的。

由於上述的幾種心理因素造成人們在做決策時，容易出現錯誤，因此康納曼教授建議在遇到一些較重大的決策時，人們應該學會不要立即做出系統一（快思）的決策，而應該花較多的時間來取得較多的訊息，然後再做出系統二的決定（慢想）。

就政府部門而言，當遇到一個有爭議的重大公共決策時，首先要做的就是提供公開而充分的訊息，讓國人進行討論，然後再做最後的決定。尤其像核四這種具有高度專業知識的公共政策，政府如何提供一個具有說服力的科學證明，這是很重要的，因為一方面要讓人們對於科學的證據有信心；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讓人們對於政府本身也要有信心才行。

總而言之，對於一些重大的公共政策而言，康納曼教授認為一方面政府一定要提供充分而透明的訊息，讓人民可以有足夠的知識來做出最佳的決策。另一方面，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努力的設法拿到更多的相關訊息，然後再經過深思熟慮做出最終的決策，而此種決策才會是最正確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