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社論對核安提出質疑,今日試略論核能的效益,以對照比較正反雙方的觀點。
核電的安全顧慮使人憂心,但核電的低電價卻無可異議。核安是相對的,因此即使有核安顧慮,仍有國家主張在維持核安下使用核電;電價卻是絕對的,這也是之所以在比較風險及利益下,在重要國家中,支持核電的國家超過廢核非核者。也就是說,核安可以控制,但電價不能控制。
江內閣要求台電仔細計算若停建核四可能的電價波動,數值試算當然有一定的科學依據,但恐怕不易衡量電價上漲後對社會心理及經濟活動的影響。
其實,如果可能的話,可以試行一年的「無核電電價」,也許始能知道社會的接受度與承受力究竟如何。
日本這兩年的動盪是眼前的例子。福島核災後五十四座核電廠全關的短暫期間,雖然政府極力壓低電力需求,但工業用電電價仍上漲百分之二十多,家庭用電漲百分之十五,在全球蒐購天然氣斥資達一兆台幣之鉅,因而造成了三十餘年來首見的貿易赤字。去年,日本核電廠全數暫停運轉,夏季尖峰電價大漲四倍,產業界被迫縮減生產規模;這正是安倍晉三首相宣布重啟核電的關鍵考量。
簡單說,在沒有新的低廉能源替補情況下,關掉核電廠對國家影響絕不只是電價一項,將是全面性的,從民生日用到經濟發展。曾有人估算台灣非核後電價可能會調漲一倍,且有停電的風險,這恐怕不是危言聳聽,穩定供電必須以國安層次的高度來考量。
福島核災後,德國宣布二○二○年全面非核,德國能這麼做,是因早在一九九八年確定非核政策後即逐步做廢核準備;立法限制核電廠新設、節能、發展再生能源三管齊下,再加上德國具有承受高電價的國際競爭力,始能逐步建構廢核環境。另一個關鍵,德國電網與法國併聯,缺電可以向法國買核電;但德國電價仍因而連番上漲,政府甚至須補貼基層民眾的電費。
台灣的電價無疑是國際上的低水平,但去年四月的調高電價,民眾的反彈即遠超出預期,這還是供電品質未受影響的狀況;設若在供電準備不足情況下,調漲電價、限電、停電接連發生,可能的影響將是經濟、政治及社會動盪。
再者,產業結構還有相當比例的耗能工業,這是必須正視的事實;即便要淘汰這些產業,也必須循序漸進;何況,耗能產業從業人口多是經濟弱勢,改變產業結構的作為需更細緻。所謂「調整產業結構」,絕非如一般人想像之容易。何況,台灣的主要經濟競爭者,如韓、日及大陸,皆核電國。
台灣的獨立電網(未與鄰國互通有無),以及幾乎全無自產能源,電力環境相對艱困。雖然從民國八十四年起推動電業自由化,但迄今電力的開源仍相當有限;尤其地球暖化帶動減碳風潮的考慮下,多數燃煤機組老化後改以燃氣電廠取代,這又觸及台灣無自產能源、全球能源戰爭的限制。
台灣電力結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基載電力不足,燃氣機組不斷增加,讓去年的天然氣採購較前年多出四分之一,達四百二十三億元,這幾乎已是全球搶氣的極限;如果驟然推動非核,要到哪裡買氣去填補近百分之二十的核電?在能源自主性低的情況下,推動非核家園的籌碼相對不足。
另個問題,是風電、太陽能、生質能等再生能源迄今進度有限,主要原因是發展場域潛力有限;加以用電主體在城市,多不具備再生能源發展條件,靠台電的電網南電北輸、西電東送,電力的流失相當可觀,這也增加台電電力結構調整的困難度。
政府目前以非核為目標,但不訂時間表,是因為台灣電力環境的先天限制。在逐步推動減核的過程,增加電力系統的有效度,讓每度電帶來的效益極大化,相對也就降低電力需求,這正是非核準備的一環。
停建核四與否,不應只是反核或擁核而已;若等廢核非核走上了不歸路,台灣的政治與經濟或許也走上一條不歸路。
想一想三一一的發生國日本,看一看安倍晉三的核電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