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語言和文化的變遷：見聞和感想 ─ 上集：見聞篇

                                                     見聞篇

我們為什麼要關注語言與文化的變遷？ 因為語言、文化和血統、宗教是構成一個民族的主要因素，你所使用的語言，很大程度上影響你的思考方式， 思考方式塑造行為型態。語言、思想和行為型態，形成一個地區或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很大程度上，也關係著你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反認同。下面所述，是我身歷和觀察的台灣語言、文化的變遷。我的所見所聞，只是我個人的經驗，不能反映全台，願有心格友， 不吝填缺補漏。

1938年我出生於今苗栗縣通霄鎮城南里，1943年上南和公學校幼稚園，台籍老師對我們只說日語， 同學全來自農村鄉下，起初沒人聽懂日語。幼稚園讀完，一年級一開始，兩位老師把我們集中在操場，對我們用日語喊叫： 廣東！廣東！福建！福建！當時我們不知其意，老師引領我們到各自所屬的廣東、福建組，後來才知道廣東意指講客話的學生， 而福建則意指講閩南語學生。 兩班學生人數大約相同， 該校學生來自五個村：福興、城南兩個客家村，大平頂、城北兩個閩南村，而南和村則閩、客約各半。整個一年級，老師授課都用日語， 一年級下來，同學的日語多少進步了些。當時我們大半學會用 ”西那黑” (支那兵) 或 “西那精” (支那人) 來辱罵同學；真是「台兒學得倭寇語， 走上操場罵台人」（我們常在操場上玩摔交、吵架），亡國之悲， 我們是最後一代身受者。只是， 當時我們都不知道「支那」是日人對中國人的辱稱， 也從沒有人告訴我們， 我們本來是中國人。

 日人在台灣推行皇民化，獎賞全家都會講日語的家庭，稱之為「國語家庭」，甚至鼓勵台灣人改名換姓。光復初年，有些台灣青年，，還只會講日語。有少數皇民化徹底的台灣家庭，台灣光復後就隨日人移居日本了。

 二年級上了大約一、二個月，美軍空襲台灣加劇，學校停課。

 當時，三姊上六年級、四哥四年級，我兩個堂姪， 一個與我同年，一個低我一年， 家中五個孩子，加上村裡李氏宗族的孩子，共十多二十人，父親為了不讓我們荒廢學業，請了一位宗族漢文教師，在父親廢置的糖廠教授我們用客語發音讀漢文。學生年紀從七、八到十四、五歲，大家都從「三字經」開始，從讀、寫到背完整本書， 只是老師不作解釋，學生識字而不知其義。下一本書是「增廣」， 我還沒學完這本書，戰爭結束了， 小學復學，我們回去上課。 我們開始用國語隨著老師念： 我是台灣人、你是台灣人、他是台灣人、我們都是台灣人。這對我這個讀過漢文的學生是太簡單了。老師同學生一樣，閩、客各半。老師與學生都不會講國語，所以除了念課本用國語外， 老師和我們講話， 客家班老師用客語、閩南班老師用閩南語。後來學校從通霄鎮上請來一位國語老師，各年級學生集中在禮堂，由這位國語老師加強我們國語的聽講能力。

 後來，有些同學因家窮需幫忙農務而輟學，兩班併為一般，由客家班老師當導師，導師就閩、客語混用授課。

 1949 年我升上六年級時，學校來了一位外省老師教四年級，我們都羨慕那班學生能有講國語的老師。那位老師還教了他班上的學生唱 “義勇軍進行曲”, 即中共的國歌，後來，那位老師不知去向，不知是否與政治有關。

 那時光復已經四年多了，學校老師都是台灣人，因國語還不流利，開校務會議時，校長和老師們主要使用日語，這情況也不知延續到那年。

 1950 年，我到苗栗上建台中學，發現整個苗栗街的人都講客家話（現在苗栗已有部分人講閩南語了）學校有幾位外省老師，國文課的老師通常是外省籍， 其他課程大半老師是台籍 ─ 他們上課主要就以客語為主了。這情形大約到1952（民國41年）年， 台籍老師才遵教育部規定，全用國語授課。

 至於同學間，有些同學還保持用日語發音或日語外號互稱對方。高年級的同學，尤其高中生，有些還能用日語交談。我三哥大我八歲，日本教育讀到初中， 他和他的同伴們常用日語交談。多年後，日語才漸從親友間和社區消失了。

 1953 年我到台北讀書，驚訝的發現台北像是個中國大陸的都市， 滿街都是外省人， 路名大半是中國大陸省市的名稱，書店、食肆、三輪車夫幾乎是外省人包辦，軍公教人員很多是外省籍，路上、公車上到處可見到外省人。1984 年我離開台灣十六年後第一次回台，發現相貌談吐像外省人的，已經不多。而 1991 年後我每次回台，都努力的在台北尋找「外省人」， 卻發現年輕一代的台灣人， 光從像貌、口音或身體語言，已經難以分辨本省人或外省人了。

 1950年代中葉到1970代末葉， 是台灣推行國語的高潮，全台小學 幾乎都實行學生在校「講方言受處罰」的規定。1970年代初葉開始浮現的「鄉土文學」論戰，到1977年的中壢事件達到高潮。鄉土文學觸發了本土意識，本土意識的抬頭導致統治威權的鬆動，小學強制講國語的規定也就隨之改變了，終於變成反獨尊國語之道而行的小學「母語」教育。可是，國語的推廣已經進展到如此透徹，加上報章雜誌、電台電視的普遍，台灣的國語化已經無法逆轉了。這些母語：閩南、客家語， 雖然還不到回天乏術的地步，而台灣人的母語程度卻只見一代不如一代了，如今，精通閩南語的人多年來逐漸凋零；而客家人的大本營苗栗市，三、四十歲的客家人，客語流利者已經不多， 十多二十歲以下者，很多只會聽懂一些。至於原住民母語的全盤消失，已是預料中。光復後幾年，大部分原住民都會講日語，現在只有年紀很高者才會。我到宜蘭縣南澳鄉原住民保留區作客過夜幾次，七個部落的老少交談都用國語。聽說其他縣的原住民，情況也類似。

 很多年以前，我在美東的Delaware 大學與來訪的台大法學院教授李鴻禧交談，他表示憂慮閩、客語在台灣的消失，他說精通閩、客語的人，每年因年老而凋零的人數很大，台灣人的母語程度每代愈下，他的憂慮，在李遠哲與蔡英文的身上得到印證； 聽說一次李在為某人競選站台時，聽眾要他以台語演講，他勉為其難的從命說完。而來自南部的蔡英文，連「阿陸啊」都不知何義，在民進黨的領導人會議中引起哄堂大笑。一葉落而知秋，母語老葉凋零知多少。

我一位住在舊金山的朋友，每次回台南鄉下探親，都發現她家鄉的中小學生，彼此之間大半以國語交談，同祖父母輩應答，才說簡單的閩南語。這情形，多年以來就是如此，現在相信必走得更遠。

 經濟學上有所謂「劣幣驅逐良幣」之說法，人類在使用語言時，卻是「良語驅逐劣語」 ─  選擇較方便使用的語言。我想一定會有很多台灣朋友，為了愛護自己的母語， 不願承認自己的母語不如國語進步。 但看看台灣小學生的母語課使用的「火星文」，你很難會有信心這些母語會永傳下去。

人為的努力，相信會延長母語方言的生命，但是大勢所趨，能延長多久，卻是未定之天。外勞的大量入住、大陸遊客的大批湧入， 加上台灣超低的出生率，在在都或多或少的影響台灣語言和文化的質變和量變。我們盛逢台灣語言和文化變化的年代， 讓我們睜眼觀看正在進行中的變化以及將來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