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實馬蕭競選政見之產業人才（力）發展規劃研究

壹 、 前言

近年來，知識經濟快速地發展，在全球化的趨動下，由於科技的推陳出新，使專業分工更趨細緻，競逐人力資本已為世界各國所重視，亦成為經濟成長及產業發展的主要動能。而我國產業刻正處於轉型關鍵期，亟需充裕的高階專業人力以支援產業轉型所需。行政院在爰擬之「 2015 年經濟發展願景第一階段三年衝刺計畫（ 2007-2009 年）」中，已整合了經建會於 2005 年 8 月研擬完成之「新世紀第二期人力發展計畫（ 2005-2008 年）」，並奉院核定實施（「職業能力再提升方案第二期計畫」及「重點人才整體培育及運用規劃」均納入本計畫一併推動）。在該計畫中，主要係針對人力發展所面臨少子女化及人口高齡化、學齡人口減少、多元文化教育需求增加、職訓投資不足、勞動力參與率偏低、高級人力不足及弱勢勞工就業困難等問題，分別研提人口、整體人才培育、就業促進及勞動法制環境改進策略與措施，並責由相關部會積極推動（行政院，民 95 ）。

基於上述，對於如何即時培育及延攬產業發展所需之技術／專業及研發人才，並配合新政府上台後之人才（力）發展政策，以持續促進科技創新及產業加值發展，實屬刻不容緩之議題。

貳 、 我國產業人才（力）發展之問題與瓶頸

我國目前產業人才所面臨之主要問題 ，包括：

1. 產業人才供需顯見教育供給與產業需求之間的落差（學用落差）：

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 (IMD) 、世界經濟論壇 (WEF) 等國家競爭力評比項目中羅列之指標排名顯示，台灣擁有良好的教育體系基礎建設與高人力素質，然而，高素質人力卻無法有效帶動產業經濟成長與創新；而近年來，業界亦普遍反應大學以上畢業生之能力無法符合產業技術。因此，學用落差可能為問題之關鍵所在。

2. 產業需求人才「腦力」、「智力」遠大於「勞力」所需：

在全球化與國際經濟競爭日益激烈趨勢下，產業發展型態已從「資本密集」轉為「技術密集」，並逐步朝「知識密集」發展，而創新研發的過程當中，「人才素質待提升」的問題遠比「數量不足」的問題更重要。

3. 跨領域、國際化、具經驗等高級人才（力）是企業科技人才需求的關鍵：

跨國企業高階價值鏈國際版圖，已逐步由建立生產據點轉向建置高階功能（如研發中心）與研發外包等企業體方向變遷。就人力資源之國際分佈與流動而言，亞洲、歐洲、和非洲為世界各國中外籍技術人力之主要來源，台灣也成為外移人口輸出國家之一。

4. 政府對於現有產業人才（力）發展機制之不足：

(1) 現有機制多以委託／補助辦理各項人才培訓計畫的方式進行；

(2) 除少數培訓計畫外（如培訓科技背景跨領域高級人才計畫），對於高階人才之培訓與規劃仍亟欠缺；

(3) 對於未來兩年有潛力發展的產業，目前亦無相對投入資源。

若再將我國產業人才培育與缺工之實際因素拆解後可發現，產業人才培育量變與質變之發生，所導致的人才供需失衡等問題，顯然與整體產業環境與全球化之發展有極為密切之關係。細言之，問題產生之關鍵因素有下列幾點：

（一） 產業結構與勞動力之變遷

產業結構之轉變，對於人力資源影響所及者，不外乎為勞動人口失業與就業的變遷。以失業狀況而言，民國 70 年代，因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地區以廉價勞力優勢，並學習台灣經驗導入石化與金屬機械工業，致使長久維繫台灣經濟成長的民生、石化與金屬機械業，分別於民國 75 年與民國 81 年之產值萎縮，而台灣的基礎工業衰微，並伴隨第二次能源危機，釋放出大量的初級勞力。 70 年代末期，營建業泡沫經濟興起，吸收了大量製造業釋出的初級勞力，因而民國 82 年時，台灣的失業率降到 1.45% 的新低點，致使各界忽略了潛藏的失業危機。

民國 80 年代後期失業率竄升，則因台灣經濟被引導進入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市場所致，失業率已超過 3% 。台灣經濟在出口擴張為進口所取代之際，經濟成長已必須仰賴內需市場來支撐，加上新型態的服務業就業特色在於女性、教育與知識密集，這種趨勢發展造成初級勞力男性轉業相當困難。民國 89 年時，轉業成功率更跌到 8 成 6 ，轉業困難與經濟不景氣致公司倒閉歇業或業務緊縮、雇主赴海外投資、台灣經勞問題等息息相關，因而，失業問題相當嚴重（吳忠吉，民 89 ；詹火生，民 90 ；詹火生、林慧芬，民 91 ）。

近年來，國內就業情況逐漸改善， 94 年前 10 月失業率已跌破 4% ，是六年來新低，然高學歷者失業率卻逆勢上升。去年大學以上程度者失業率達 4.23% ，不僅創下歷史新高，且高於平均失業率 4.13% ，今年前十月，大學以上程度者失業率更達 4.39% ，也遠高於平均失業率的 3.92% ，「高學歷、高失業」的問題有惡化的趨勢。根據主計處統計， 92 年以來，國內失業率持續下滑，包括國小以下、國中、高中職至專科等教育程度者的失業率都回降，唯獨大學以上程度者失業率逆勢上揚。此外，大學以上程度者失業人數也不斷增加， 92 年大學以上程度者失業人數僅 5.5 萬人，前年增至 7.7 萬人，去年 1 至 10 月更增至 8.9 萬人，僅次於高職畢業生的 12.9 萬人。

復以就業狀況而言，根據勞委會職訓局統計資料顯示， 94 年透過全國公立求職機構求職者約 58 萬人，求才者約百萬人，求職就業率約為 45.42% ，求供倍數為 1.74 。其中，專上教育程度求職者約 20 萬人，而求才者希望僱用大專以上者約為 13 萬人，求供倍數為 0.65 。若加上教育程度不拘之職缺，共為 38 萬人，求供倍數約為 1.9 ；依「中華民國職業分類典」之大類，專上教育程度可從事之職業為 1-5 類之白領職業來看， 94 年專上求職人數為 165,635 人，求才人數為 12 萬 5,868 人，求供倍數 0.76 。依此資料分析，求職與求才未能補實原因中，求職求才因為「技術不合」而未能補實之原因分別為 10.87% 與 11.63% ，顯示專上人力職能連結確有缺口。另根據經建會推估，未來國內人力供需將續呈高級與基層人力不足現象， 2005-2008 年年平均高級專業及管理人力短缺 5 萬人，基層人力不足 31.8 萬人，但因高等教育的大幅擴增，中級人力過剩 1.1 萬人（行政院，民 95 ）。因此，勞動力市場失業與就業問題之產生，及其衍生之供需落差與無法適才適所等狀況，總括而言，皆肇因於產業結構快速地變遷，及就業勞動價值觀的改變 [1] ，但人力資源的培育與供應體系，反應卻相當遲鈍，造成失業與缺工並存之現象。

（二） 少子化、出生率下降

目前我國已面臨人口及生育的問題。依內政部公佈之數字，去年台灣總人口為 2,286 萬餘人，如考慮近年台商西進中國人數（估計總數約百萬人），則實際上台灣的常駐人口可能已在減少。在人口自然增加率方面，民國七十年我國新生兒有 41 萬 4,000 人，但民國九十年就下降至 26 萬人，去年一至十月更降至 16 萬 8,000 人，幾乎已是七十年的三分之一。伴隨常駐人口的流失與「少子化」現象，台灣不久將會面臨人口老化、人力斷層、社會失衡、經濟失速等經濟及社會危機。

「少子化」第一個所衝擊的是學校與教育。「少子化」雖是全球先進國家之共同現象，但台灣卻是全球先進國家中少子化速度最快的國家。台灣育齡婦女的平均生育數已由 1950 年代的 5 人降至前年的 1.4 人，去年再降至 1.3 人，與日本並駕齊驅，比美國之 2.0 人、法國之 1.9 人低了許多。今年估計可能還會降至 1.2 人，也就是說目前我國育齡婦女生育數已是全球最低。究其原因可能要溯及民國五十年間的政府家庭計畫運動，將少子化奉為社會的一種價值，此外高等教育在學率，女性超過男性也是原因之一。女性的高學歷、高在學率使台灣的女性遲婚、晚婚，很快成為高齡產婦，僅能生育一胎。台師大日前進行「因應少子化趨勢的教育政策」民調，調查顯示，近八成五的民眾同意，教育支出負擔過高是影響生育意願的重大因素。但儘管學生來源減少，七成四民眾不支持國中、國小廢校、併校，但卻贊同停辦「招生不足」的大學。台灣的平均生育數由 1950 年的 5 人降低到 2005 年的 1.18 人。這項由台師大教育研究中心所作的「少子化」電訪民調，超過八成五的民眾認為「少子化」對台灣未來發展有負面影響。台師大教育系主任張建成表示：「其間因素相當複雜，最大主因是經濟因素，許多年輕夫妻因為收入不穩定，影響生育意願，但這其實是國家經濟整體發展的問題。」「少子化」的衝擊下，學校招生不足的問題隱然存在。又有近七成四的民眾同意讓招生不足的大學停辦，此間接突顯了民眾對於「國民教育普及化、高等教育優質化」的訴求。再者，「少子化」現象第二個衝擊的是國家經濟。由於成年後進入社會的青年一年比一年少，勞動力供給不足，無法充分提供包括服務的財富，人才也會相對減少。「少子化」代表的是人才的枯竭與消費力之萎縮，使經濟成長動力受挫。第三個受到衝擊的則是國家財政與國家地位。由於老年人口越來越多（粗估我國老年人口依賴比，十五年後將升至 20% ），老人福利支出之增加，必排擠兒童該受的照顧及整體國家之建設支出。

（三） 學用落差

我國人力資源培育能量在正規教育體系方面極為豐富，共有 471 所高中職合計 75 萬名學生， 163 所大專校院合計 130 萬名學生，且大專錄取率達 90% ，因此每年教育體系所能提供大專以上畢業學生數高達 30 萬人以上，勞動力人口中具有大專以上學歷者已達 37% 。惟我國每年專上畢業青年失業人數約 13 萬人，顯示在勞動力素質普遍提升的同時，受過高等教育者的失業情形亦同時攀升，可見人力培育能量與產業發展需求存在結構性失衡現象（行政院， 2005 ）。造成學以致用缺口產生之因素，主要包括：

1. 高等教育快速擴張

教育擴張是二十世紀的重要教育現象。研究教育擴張的學者曾將教育擴張的成因大略歸類成需求取向 (demand-driven approach) 與供給取向 (supply-driven approach)(Garnier et.al. 1989) ，由需求層面解釋教育擴張認為，教育擴張主要是受到就業結構的改變、對教育投資經濟報酬的追求，資本主義擴張的需求 [2] ，或是不同地位團體之間競爭教育文憑以區別彼此文化等級 (cultural rank) 的影響 [3] 。如果由供給面來分析，則是站在關心教育供給者－教育機構與國家的觀點。以英國為例，英國教育部在 1954 年「中央教育建議委員會」 (Central Advisory Council for Education) 提出「早離校報告書」 (Early Leaving Report) 中提及學生因為階級因素而無法通過十一年級考試，因而提早離校。之後社會強烈要求廢除十一歲考試，並提出綜合中學政策將此種分化的需求延至十三或十四歲，以達成平等主義。其後， 1963 年羅彬斯報告書更具體要求解決社會階級限制性的有效途徑是擴充高等教育規模，其後英國政府便開始進行擴充高等教育規模擴充的工作。此種社會功能使高等教育無法停留於以往「菁英化」模式，轉而取代的是「大眾化」模式。

觀之台灣高等教育規模擴張現象，根據王麗雲的研究曾指出，近年來台灣高等教育成長影響之主要因素或理由包括：經濟發展、失業率、教育品質、國家經費、教育品質、大眾對高等教育需求與教育資源平均分配等考量（王麗雲，民 88 ）。承上所言，高等教育擴張之主要目的，亦約如英國存在著促進經濟發展與改善社會公平性的雙重功能。早年工業化初期屬勞力密集時期，高等教育的擴張多集中在專科以下部份，大學成長緩慢，似乎符合當時工業化前期市場對中低人力需求較殷的現象，然當官方與民間一致訴求高等教育與民間興學、辦學的鬆綁政策時，已漸忽略了高等教育發展與人力規劃可能脫節的現象。根據主計處官員表示，近年來，我國高學歷者失業率持續上升，實與大學快速擴充、高學歷人力成長過快有極大之關係。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者占總就業人數比率，已由十年前的 8.8% 增至去年的 17.4% ，增加的速度超過市場能吸收的速度；且目前就業市場缺乏基層及高階人力，中階人力供給卻暴增，但大學畢業者卻不願屈就基層工作導致失業。當市場機制思維主導全球高等教育發展趨勢之際，高等教育與經濟體系發展如何密切配合，避免「學位商品化」、「高級人力過度供給」與「未來容量閒置」之危機，成為我國高等教育及未來人力資源政策規劃所必須重視的。

2. 私校為主的高等教育體系

教育屬公共事務一環，因此理應以公立學校為主流。根據美國學者 Trow(2000) 認為，從大眾化高等教育到普及化入學將會面臨之主要問題，除新資訊科技對於影響傳統高等教育的形式的轉變外，最重要的即是高等教育費逐漸增加面臨公共財政緊縮，與學生進入高等教育體系文化水準、分享知識與讀寫能力下降等。觀之台灣近年來私立大專校院數量上的快速擴充，所衍生之財務問題，因私校財務基礎為公益財團法人，享有免稅待遇，為獨立財務個體，依法也是權利、義務的主體，可自行獨立收支、運作、調度甚至借貸，但是主管單位教育部除對私校基金之存管、融資、投資等事項有所規範，其餘財務運作、經費收支方面作業程序高度允許各私校自訂內規，編列預算只對董事會負責，執行上有較大彈性。然長久以來，私校經營者若居心不良，則弊端叢生；若干辦學績優、制度健全的私校卻因收費受限、營運限制條件過多，學校資金除存放銀行、購買定期存單或政府公債外無其他選擇，面臨經困境。如政府再無有效監督，私立大學經營良莠不齊之落差更形嚴重。另台灣已於 2002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歸屬在「服務業貿易總協定」的教育，加入 WTO 後對我國高等教育的影響排序中，以對教學、招生、經營與師資水準方面的影響最大。整體而言，以私立學校的影響是較大的，且位於南部的學校面臨到 WTO 的衝擊較高；在學校規模上的影響則是規模愈大者，因必須負擔的經營成本愈高且學校達經濟規模所需招收的學生愈多，因此受到 WTO 的衝擊也愈高（教育部，民 92 ）。近幾年來，臺灣高等教育在數量上快速擴增的現象，導致現有國立大學校院，除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政治大學、中正大學等 4 校學生規模超過 1 萬人之外，其餘均屬中小型之學校（湯志民， 2003 ），而私校為主的教育體系，更致使高等教育發展實已面臨發展的瓶頸。

3. 技職體系的轉型未符需求

在臺灣經濟發展的歷程中，技術職業教育體系一直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民國四 ○ 年代，國內產業結構尚屬勞力密集生產階段，當時之技職教育係以招收國小畢業生之初職為主。五 ○ 年代後期，政府停辦初職，發展高職教育，以因應就業人力之需求，並普遍興辦五年制及提供職校學生進修之二年制專科學校，培育實用專業管理與技術人才。六 ○ 年代初期，第一所技術學院成立，為就業市場培育高級領導及管理規劃人才。然近十多年來大學院校在數量上已擴充了三倍，相對的，專科學校校數及人數卻大量銳減。根據教育部資料顯示， 87 學年度的專科學生人數（含二專、三專及五專）約有 31 萬餘人，到 94 學年度則僅剩 3 萬 7,000 餘人。

高職教育在過去一向擔負培育基層技術人力之角色，而由於多數家庭生育子女減少，且受到社會價值觀及升學主義的影響，致使就讀高職成為次級的選擇。在面對以升學為主的教育方向時，卻又無法與普通高中競爭，導致高職教育的特色逐漸式微，其競爭力也逐漸減弱。高職教育如何重新在重視專業與知識創新的時代中，尋求一個適當的新定位，導入過去必須拜師學藝的傳統專業，並與新興實務的業者結合，培養初入社會即能確立宏觀生涯視野的專業人才，可能是一個新的定位方向。

另外，在技專院校方面，雖然多數的專科學校在過去數年中，已經逐步升格成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然而在此同時也稀釋了整個教育資源。除了為了升格而必須快速擴充的教師人力之水準參差不齊外，教育部所能提供的教育經費也由於家數過多而大幅稀釋。根據教育部編列的預算，各技專校院平均獲得政府補助經費亦逐年下降（ 2002 年獎補助 66 所私立技專校院 48 億元， 2003 年獎補助 66 校 46 億 9,000 萬元， 2004 、 2005 年獎補助 69 校 35 億 4,000 萬元）。在此情形下，如何重新定位技專院校在教育及產業服務間的比重，導引更多的產業資源進入技專院校，應當是未來技專院校的可能調整方向。

（四） 國際化程度不足

就創新研發的角度而言，充份與世界接軌才能促使產業佈局並前瞻全球。因而如何運用國際資源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ourcing, ITS) 以培育人才、提升國家競爭力，亦成為眾所關切之議題。在國際化程度上，以出國留學人數而言，根據 2006 年 3 月駐華機構提供我國申請學生簽證人數統計之最新數據顯示， 1996 年到 2002 年的 6 年間，出國留學人數每年均有成長；然相較於亞洲國家，以南韓為例，其人口是台灣的兩倍，但 2003 年南韓留學人口數卻是台灣的五倍。簡言之，近年來由於國內高等教育之擴充與少子化之趨勢，加以突發性因素（如 SARS 等）儘管整體出國留學人數及留美人數持平或有些微成長，但所呈現分散與成長趨緩的態勢，仍是相當值得關注的。

人才短缺是國際共通的現象，在全球性競爭日趨激烈下，各國競相提出不同的吸引人才與培育人才措施來建構國家產業發展基礎。故就海外人才延攬方面，根據過去四年來海外攬才經驗，國內企業因應全球國際化競爭，每年約有 1,200-2,000 個職務需延攬國際專業人才，其中以科技產業求才需求較大，然攬得之人才約占需求數的 26% 。在對象上，海外人才延攬過去是以美國、日本華裔留學生為主，而隨著留美學生的減少、海外學人第二代子女成年、小留學生屆齡大學畢業等因素，未來攬才服務平台勢有必要針對新的延攬對象規劃新的做法。攬才媒合成敗，除專長經驗等條件外，主要關鍵在於國內薪資條件、眷屬就業及就學安排，以及國內發展條件等。我國現有法令對於競逐國際人才常遭遇到國外年資採計、待遇無法與國外競爭、外籍人士子女就學、眷屬就業、居住或居留期限及來台工作之行政程序冗長等問題，有必要鬆綁相關法規及建構環境，提供海外人才與本國人同等的社會保障權利，專案解決頂尖人才子女教育及眷屬就業問題，以建構更有利我國吸引人才的優勢條件及友善環境，解決我國所面臨部分領域之高階人力短缺問題，以維持國家整體發展潛力（行政院，民 95 ）。

[1] 過去幾年來國人的就業價值觀改變，新新人類對於就業條件較差、危險性較高的艱苦行業多不願屈就，致形成基層操作性勞力不足，必須引進外勞補充此方面勞力供應的短缺。加上企業推動自動化、因應不景氣裁員、推動扁平化組織等，以及以短期性、補充性的外勞充當長期性，降低人事費用成本的心態，致外勞的引進與國內勞動市場存在著競爭，亦改變了勞動力結構。

[2] 資本主義擴張需求的主要，主要來自衝突理論。衝突理論認為學校教育的擴張與科技革新的關係較小，主要是受到資本主義邏輯的影響，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希望能配合資本主義發展的需求，培養資本主義社會所需要的各類型人力 (Bowles & Gintis, 1976) 。

[3] 有關地位競爭的觀點，相較於前述市場需求、經濟回收的理性觀點，教育擴張代表勞動力市場與教育訓練之間的密切配合，或是國家與個人對於教育經濟利益回數的精密計算，地位競爭理則偏重教育擴張的衝突與非理性層面，認為教育擴張是不同地位團體利用文憑作為工具，區別彼此文化等級的結果 (Baker, 1992; Brown, 1995; Collins, 1971, 1977) 。所謂地位團體是指具有相同特徵，如種族、宗教、畢業學校、籍貫或出生地區等特徵的團體，因為擁有較高的文憑可以鞏固團體在社會中的地位，所以教育擴張，不是因為教育本身具備任何有意義的功能，而是因為文憑所具有的象徵性意義。各種地位團體地位競爭的結果是教育機構的擴張與教育年限不斷成長，導致教育的供給會遠大於實質的需求，因而造成文憑貶值、過度教育、高教育低就業等教育制度的危機。

參、現行人力發展政策／機制可解決之問題

我國產業發展正處於關鍵的轉型期，每人名目 GDP 2015 年提高至 3 萬美元，國家創新系統必須能支援產業，方能有效提升產值。檢視我國目前人力資源現況， 2005 年就業人數約 994.2 萬人，推計 2009 年就業人數總量約為 1,048 萬人。同期間各級產業就業人數變化情形分別是，農業由 59.1 萬人減為 55.5 萬人、製造業由 272.6 萬人微增為 281.9 萬人，服務業由 579.3 萬人增加為 632.7 萬人。在就業人數無法大量成長的狀況下，為達各級產業產值的成長，勞動力生產力必須大幅提升（行政院，民 95 ）。因此，要提升國家競爭力，將知識附加價值之效能反映在工作上，必須克服產業結構轉型中所存在的高級專業及管理人力不足、技術人力供需失衡、跨國經營人力不足、企業研發人力不足等勞動市場失衡問題，而上述我國產業人才發展政策，預期可解決之問題如下：

（一）在應對少子化所產生之問題方面：

根據 OECD 的分析，生育率持續降低對經濟將造成負面影響，年輕人要扶養的老人數太多，勞動人口減少，將使經濟減緩，平均每人財富縮減，依靠工作人口繳稅所支應的社會福利與公共設施將財源匱乏。而下一代年輕人的負擔沉重，資源分配不公，也容易造成世代間的衝突 (Unger & Molina, 1999) 。由於少子化最明顯的衝擊即是學校教育，生源減少將迫使學校面臨整併或招生不足之窘境。經濟部長陳瑞隆分析（民 95 ）：

以經濟的角度來看，少子化造成的人口結構改變，狀使人才、勞動力供應減少，無法充份提供包括服務的財富，且平均每一生產力的人口負擔被照顧的人口提高，全體國民經濟生產力自然受到影響。依據古典經濟學理論，資本、土地與勞力為三項生產要素，生育攸關勞力的再生與再投資，一旦人口成長緩慢或負成長，恐造成生產力不足；同時，因為消費市場萎縮，特別是育嬰用品、兒童產業都將面臨衝擊，影響經濟的發展。

由於人才是國家發展最重要的一環，因此在行政院產業人力套案中，對於 人 力資源供需之佈局策略包括：整合供需資訊，適時調整人力資源策略如何有效規劃與運用人力資源，確實瞭解國家整體人力供需質量變化，進而適時彈性調整。即言之，未來支援策略之重點將以推動「建立供需調查整合機制」為主，在充份瞭解國家整體人力供需概況，整合供需資訊後，作為調整高等教育、就業輔導、職業訓練及規劃延攬海外人力等重要政策之依據 （行政院， 2005 ）。

另對於高等教育數量擴增的現象，教育部也開始逐步建立大學校院系所之退場機制；『未來將依「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查作業要點」規定，各校所提總量規模，如在師資質量、應限期改善教學資源、違反相關法令規定等項目未達標準或規定者，依該校招生名額或院／系／所／學位學程招生名額予以減招或停招。』

（二）在因應學用落差所產生之問題方面：

上述提及之高等教育擴充快速所導致的教育資源不足、教學品質難以提升等困境，未來勢必將由改進高等教育「質」的發展方向著手。除由落實總量管制，控管各校招生名額，以免學校迅速膨脹，忽略教學品質外，調整大專院校系所類科、各校及系所應建立特色外，相關之人才培育配套方案，如學校教育連結就業市場需求等，也是政策制定時所應關切的。基此，行政院人力套案中亦提及，「 大學校院傳統學制彈性不足，系所領域分際僵化，人才培育大多傾向單一領域培育，難與知識經濟時代之追求科際整合、跨領域發展的趨勢潮流相銜接，以致所培育學生難以符合產業技術快速變動之人力需求，並使畢業生就業能力難以提升。」故其相關 規劃上，則從促使高等教育往 扎根技術及研發人力融合的方向上著手，強調務實致用教育，並推動「啟動產業人力扎根計畫」、「活化高等教育學制彈性」、「重新建構技職教育體系」及「積極提升教育之國際化」等四項重點計畫，期以建構職能導向、強調務實致用的培育及培訓措施，彌補科系變動趕不上產業動態需求的落差，培養具紥實技術和研發才能的人力（行政院，民 95 ）。

此外，國家創新研發能量主要集中於學研界，因而有必要調整法制環境，強化產學研合作機制，以引導學術研發成果至產業界。基本上，由需求面的角度加強產學合作策略，對大學而言亦至少有以下三項優點： 1. 充分運用大學內部之人力及智慧資本，集結研發能量，降低企業投資成本，亦可促進其投資科技研發之意願； 2. 企業與大學共同合作進行研發方向策略的探討，研究與企業內部行銷、財務、製造等部門區隔，可提升企業運作效率； 3. 大學資源充分利用，提供並培養大學科技人才實務經驗（徐作聖，民 90 ）。故在 強化產學（研）連結，擴 充創新人力運用方面，行政院人力套案中將此規劃訂為重要之策略，目標在推動「加值產學（研）合作連結創新」及「競逐延攬國際專業人才」兩項計畫，以活絡產學研人力資源流通運用，並積極延攬國際人才，以擴充提升國家產業創新研發競爭力。

（三）在強化國際化程度方面：

2003 年《經濟學人》即指出，全球化扣緊了世界經濟的環節，急速製造出一批擁有理念、人脈，以及操縱國際經濟能力的「世界人階級」 (global ruling class) 。這批「世界人」兼備了學歷、專業與善用網路發揮影響力的特質，同時具備了國際化的能力、移動的能力、跨文化適應力與高度的視野與價值等。 人才與資金都有自由流動的特色，台灣要有足夠的條件吸引海外與中國高科技及新科技人才，自然也應有足夠的條件留住國際級的優秀科技人才。因而適當的獎勵措施與協助專業人才融入國際產業分工體系，再再都涉及國家與產業諸多內外部環境與軟硬體條件情境的建構。基此，對於強化國際化程度之措施上，人力套案中之相關策略包括： 鼓勵大專校院在學生出國研修及專業實習、積極招收外國學生，培育畢業後在台工作， 同時持續辦理海外攬才活動、建置海外人才延攬機制，加強統合駐外單位協助攬才；另外，對於現有人事制度障礙將儘可能地排除，以建構延攬人才有利條件及友善環境，如營造英語環境、協助子女教育、眷屬就業、研究稅制，並強化法規資訊、行政流程的透明度及方便性等，都是未來規劃及推動之重點所在。

肆、我國產業人才（力）發展方案與馬蕭政見落實後之互補性與亟待解決問題

（一）在總體面上：

1. 馬蕭人力發展政見中 對於婦女、青年、客家及原住民教育與就業之重視，可望彌補現行機制中對於特定族群安定及輔導其就業之不足與缺漏。

2. 現行各部會對於所轄產業或所管理之對象皆有不同的人才發展規劃方案， 為免人才發展政策淪為有權無責之況，建議應設置事權統一之溝通協調機置或強化既有組織之功能（如：成立勞動暨人力資源發展部、人才發展會報或強化經建會之運作協調功能）。

3. 對於國內整體人才發展政策，建議 比照全國科技會議，常態性辦理全國勞動暨人才（力）發展會議，配合經濟發展策略，定期檢視國家整體人才發展規劃與方向，以因應國際化之潮流與變遷。

（二）在產業發展面上：

2015 年我國產業人力套案中，主要強調以產學合作方式彌補學用落差，建議可整合馬蕭推動產業聚集發展（如科學園區之建設、地區特色之觀光產業等）之概念，除持續推動地區性高中職以上學校，加強建教合作及產學合作外，更可以產學合作之方式，深耕產業聚集之發展，透過在地化培育產業人才之概念，留住區位人才並帶動區位發展，平衡城鄉就業率。

（三） 在因應少子化、高齡化及少數民族之措施上 ：

1. 面對高齡化社會之來臨，高級退休人才（力）資源之再運用，對於扶植中小企業及輔導傳統轉型有極大之助益 。基此，經濟部將仿造日本經產省中小企業廳輔導中小企業發展之作法，規劃推置 OB(old-boned) 人才資料庫 ，運用高級退休人才以企業顧問方式，幫助新創企業 (start-up) 、傳統產業等輔導並改善營運體質、模式及績效。

2. 建置少數民族與新住民人才資料庫

馬蕭人力發展政見中特別強調原住民、婦女及客家等族群之政策，建議考慮建置少數民族與新住民人才資料庫之可行性，以發掘少數民族與新住民人才，並加以拔擢運用，促進族群融合。

上述資料庫之建置，除按族群／對象（籍貫、年齡層）／產業分門別類外，亦可運用或與現有人才資料庫整合（如國科會研究人才資料庫、民間 104 或 1111 人力銀行等），透過單一入口方式整合。

（四）在國際化人才不足之措施上：

1. 人才之國際化程度不足，除以教育、環境建置等方式持續改善我國國民素質，並引進外籍專業人士外，根據第廿六次科技顧問會議報告中所提及，由於近年來人才「矽谷弱化」 [1] 現象之產生，除導致攬才不易外，本國人才更有所謂腦力流失 (brain stream) 之現象。因此，除加強推動留學（如菁英留學計畫、萬馬奔騰計畫等）及海外人才延攬政策（如中國大陸「引智計畫」、日本「亞洲資金人才構想計畫」、新加坡「 A*Star 計畫」）外，更應積極輔導並延攬留學生回國服務 [2] 。

2. 強化職能認證系統，加速證照制度與國際接軌

馬蕭在勞動政策中規劃職業工會得負責技能檢定及職業證照認證工作，以協助職業工會發展專業化職能；經濟部方面目前亦有規劃引進設立大型國際人才培訓機構之構想，希望不僅能使台灣成為亞洲的創新研發基地、亞洲金融中心外，亦可成為亞洲培訓服務業中心與人才薈萃之地。而職業證照制度若能與國際接軌，將有助於人才國際化，促進人才流動。其運作方式可結合教育部、勞委會及民間社團法人之力量辦理之（如中華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協會之作法） [3] 。

[1] 根據陳信宏、林欣吾（民 95 ）於第 26 次科技顧問會議《強化知識創新人才之資源發展策略》中提及，台灣赴美留學人數減少有結構性因素（國內高教的擴張、少子化趨勢）與突發因素（ SARS ），並導致台灣與矽谷的跨國社群關係逐漸萎縮，而使國際高階人力版圖劇烈改變。過去台灣 IT 產業的發展由於受惠於與矽谷間由 brain drain 發展到 brain circulation 型態的網絡關係，但未來將浮現由 brain circulation 轉成為 brain “diversion 隱憂。

[2] 對於優秀人才之延攬回國服務，應強調「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回回回，回台灣」的理念。

[3] 2007 年台灣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証協會（ IEET ）已加入華盛頓公約之工程及科技教育協會，成為正式會員國，若經過中華工程教育認証協會認証通過的系所，則全世界已加入工程及教育認証之 30 幾個國家會認同該校該系該所，並承認該授系所之學位及學分，而且該系以前畢業的校友具技師身份者皆可轉成亞太技師，到世界各國執業。從 2007 年起美國如普渡大學等優秀大學研究所，要求申請者原畢業的大學科系須經過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証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