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嘴可能是台灣特有的一種動物，他們跟電視媒體間有一種特殊的共生關係，這些人常常是某一些媒體固定邀請的民意發表人，他們無所不會也無所不談，無形中這些人的意見似乎就代表了輿論也代表了民意，在廢死議題上，許多民眾就在他們的誤導下被灌輸了一些不正確的認知。

殺人償命天經地義，但事實上問題既沒有這麼單純，也沒有這麼容易，這個議題至少包括兩個分項。第一是償命會不會找錯人，亦即會不會有誤殺的問題。第二是殺人者是否都該償命，亦即量刑問題。

首先談誤殺議題

台灣曾發生過江國慶案，但除了江國慶以外就都沒誤殺過了嗎？蘇建和三人就險遭誤殺，他們的案子如果沒有李昌鈺博士的現場重建，這三個倒楣鬼早就被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的荒唐鑑定送上刑場了(江國慶就是被這些人送上刑場的)。既然台灣法院有一再誤判的前科，誤殺問題當然不能不特別重視。美國比我們先進的多，因此無論在人權議題上或是審判的程序上都比我們要周延，但是自1973年到2010年，美國一共有130個死囚因再審而無罪獲釋。可以想見，如果我們有一樣的制度，獲釋的死囚應該不只蘇建和三人。因此在現行制度還沒有徹底改善下，死刑實在需要暫時停止執行。

其次再談量刑問題 （即兇手已確認無誤的案子）

第一、是否殺人者就該償命？2010年12月26日台北市發生一起王老先生殺妻案，老先生以螺絲起子將長年臥病的80歲妻子殺死一案，相信許多人都記憶猶新。另一起發生在2012年11月14日，嘉義一名孝子江進盛，他以電線將失智老母勒斃，案發後還遭檢察官聲請羈押。試問：這兩件案子是否也適用殺人償命？

第二、同樣是弒親案，前有林清岳案(已遭槍決)，後有近日發生的蔡京京弒母案，這兩件案子又該怎麼判？

上面舉的四件案子，同樣都是殺人案，同樣也都是弒親案，但誰該判生誰該判死？標準該怎麼訂？這絕不是一句殺人償命，或是「為何不給被害人一個求生的機會」這樣簡單的話，就能輕易解決的事。既然如此，那麼在量刑尚未能具體化以前，死刑當然該暫時停止執行，否則即有誤殺之險。

政府去簽了兩公約，同時也將兩公約完成了立法程序，但是卻從未將兩公約的內容告訴人民，因此幾乎沒有幾個人知道兩公約是個什麼東西？日前因為槍斃了六名死囚而遭到國際人權組織的指責，政府非但沒有將遭到指責的真相告訴人民，反倒是理直氣壯的高呼「我們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我們是依民意反應依法行政…..。兩公約清楚規定，除了罪大惡極之外，死刑犯在執行前還必須經過請求特赦等法定程序，我們自己未依約完成應有的法定程序，在遭人指責後卻又以干涉內政來塘塞，這種作法套句不雅的比喻，教作「既當婊子又要貞節牌房」，可能嗎？

我們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我們簽的兩公約也未為國際接受，事實既然如此，違反兩公約又何懼國際指責？要順應盲目的民意，要伸張模糊不清的司法正義，要滿足人民嗜殺的固有文化，我們大可以將死刑犯公開處斬，這樣不但可以大快人心，更可以達到許多人夢想中殺一儆百的預防犯罪效果。野蠻就野蠻，我們就是野蠻一族又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