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曾柏文

便當文被踢爆為假，其中一篇作者董小姐在鏡頭前公開道歉，另一篇除作者鄭姓記者被其所服務的《立報》革職，主要轉貼者《四方報》總編輯張正的公開道歉辭職。其中最讓許多人扼腕的，是素來關注移工人權、形象正面的張正，慘跌一跤。

日前網路也充滿聲討奚落之聲，抨擊張正「偽造新聞」、「抗拒查證」、「破壞台灣國家形象」。然而細究目前楬櫫的事件過程（以下討論，先假定沒有新的內情），張正雖在文本傳播過程有重大瑕疵，這三點罪名卻都不能成立。相對的，對這三種指控的析辯，或許正是這起事件能留給台灣最重要的意義。

張正的錯誤與責任

便當故事，最初起於《立報》鄭姓記者臉書的私人貼文，其縱有誇大不實，也僅同於網上諸多惡搞文。相信其在貼文之初，絕對沒想到會被報社前輩張正轉貼、在網路上引起瘋傳，更沒想到會登上主流媒體，甚至被翻譯到國外。即便鬧大之後，鄭姓記者隨後刪文關臉書也來不及。

我可以想像，當張廖兩位編輯進一步找他查證時，這個年輕記者顧及「面子」與「飯碗」面對的龐大壓力，才會想出「找朋友來偽裝便當店老闆」這個餿主意。原想圓謊，卻讓張廖兩位編輯更無可逆地一起被拖下水，其聯名寫的〈夜訪便當店老闆〉一文也成為笑柄。

這個過程中，張正的主要錯誤有兩個：

一、轉貼之初，沒有進一步確認內容真偽。其讓報社下屬的一則私人貼文，搭著自己名聲的影響力延燒成公共事件。這個疏忽部分源於他對鄭姓記者的信任，或許也反映其長期主持關懷外勞的《四方報》，對這種消息欠缺該有的敏銳謹慎。

二、當議題延燒，張正偕同廖雲章一起進一步查證時，未思及整起事件的外部關注，以及兩人相對於鄭姓記者的權力關係，對後者造成的心理壓力與「欺瞞誘因」。張正在其公開聲明中為「被騙」道歉。但其真正的責任，在於不經意地創造出，讓鄭姓記者「加碼欺瞞」的心理條件。

這兩個環節，不管對於「媒體人」或「管理者」，都充滿值得警惕的教訓。

「偽造新聞」的罪責分配

不過即使有上述過錯，張廖兩人不能獨擔起「偽造新聞」的罪責。

所謂偽造新聞，涉及「不實內容」與「傳播」兩層。論前者，直到前夜晚上為止，兩位在主觀上仍相信鄭姓記者貼文的真實性（除非有進一步證據證明他們更早就知情）。其或許有對內容真偽的判斷錯誤，或許有造成鄭姓記者欺瞞的管理責任，卻無偽造之故意。

論後者，自始至終飽受爭議的「便當文」，只出現在張正臉書，兩位編輯從未以新聞形式將此登在《立報》或《四方報》上。「私人貼文」變成「公共新聞」，是由多方行動者共構的社會過程。即便消息的廣為流傳，部分需歸因於張正在社運媒體圈累積的知名度與社會信任，但每個不假思索的轉貼者、據此報導的主流媒體，也都因欠缺查證的再傳播，能在「偽造新聞」的責任大餅中分一份。

身分揭露的權力界線

張正堅拒公開便當店老闆身分，也在引來許多網民抨擊，視為作賊心虛的證據。這種民粹式的圍勦，欠缺對媒體工作者「保密倫理」的理解。

受訪者不一定匿名，但一旦「匿名」是訪問前提，媒體工作者就有責謹守保密承諾。「保密倫理」的鞏固，是要捍衛任何人在考慮透露敏感訊息時，免於身分公開的恐懼。一旦這條線鬆動，很容易令人們對「匿名受訪」失去信心，使媒體監督功能崩壞。以本案而言，只要張正承諾過保護對方隱私、他毫無權力將任何身分細節公開（即便是假身分）。這裡保護的不是當事人，是倫理原則。

「匿名受訪」當然可能成為報導或研究「造假」的遮羞布。但遇上相關爭議，公眾至多只能要求由具公信力之第三方（如司法調查單位、其他媒體）代表公眾調查，以釋眾疑。調查結果之公布，也須審慎斟酌相關訊息揭露尺度，力求在回應公共關切同時，避免無謂傷及當事人私隱權利。

一個尊重基本人權的社會，有許多事，不是大家想知道就有權力知悉的。近年無數網路人肉搜索、媒體追報，乃至檢方違背偵查不公開帶來的「關注暴力」，都一再凸顯台灣社會仍難釐清這樣的分際。

誰在破壞國家形象？

至於稱其「破壞台灣國家形象」，是非常欠缺比例感的指控。

近日觀察菲國媒體報導與網路熱議，便當文的份量，遠不及市場攤商「拒賣非人」（報導還強調「菲人」寫成「非人」）、外勞宿舍被包圍示威、菲勞被打受傷等畫面。論及對台灣惡感的積累，更不及「還沒調查就大規模制裁」、「派軍艦來我國外海軍演」、「被阻入台的勞工淚眼汪汪」以及「我國總統特使慘遭羞辱」等消息震撼。這些「有圖有真相」的新聞，搭配過去台人虐待菲傭菲勞的證詞，遠大於這則改寫自臉書貼文的插曲。

諷刺的是，若問台灣有誰致力替菲勞打造友善環境，「改善」台灣國際形象，長年以熱情與使命感維持《四方報》、服務外籍移工的媒體需求的張正，絕對是佼佼者。他認識的菲籍友人，也絕對遠多於大多數抨擊他的人。若以這次事件中的瑕疵宣稱張正「不適任」，轟他下台，衝擊《四方報》的經營，才真正會「破壞台灣國家形象」。

便當文事件的三層意義

「便當文事件」的意義，絕對不是揪出幾個「偽造新聞、破壞台灣形象」的禍首，便可額手稱幸。這個事件對台灣最大的價值，或許正是從上述三個罪狀的析辯中，能夠被提煉出的意義：

一、「自媒體」的傳播倫理

本次事件凸顯在社群網路時代，網路使用者透過參與訊息的生產與傳播過程，從傳統「媒體閱聽人」(Media audience) 過渡到「自媒體」(Wedia) 的轉變，與對公私界線的模糊。傳統上由媒體編輯承擔的種種責任，不可避免地分散到每個促成訊息流傳的網民身上。除非有「隱私設定」，任何人的貼文都可能在爆量轉貼中忽然成為公眾焦點，而不能以為永遠是私下呢喃。這種責任，對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公共人物，或是有相當數量媒體受眾（如臉書、微博、Twitter的追隨者）的發佈者，特別重要。

提醒前述責任，並非主張一種「要有充分證據才能發言」的保守邏輯。相反的，我相信容許「欠缺確切事證的合理懷疑」，對深化公共審議有不可抹滅的意義。這裡要強調的，是發言轉貼時需「釐清」文本屬性、有無查證，與信心水準在哪。例如，聽說的事就不該寫得好像目睹，碰到的孤例也不宜寫得宛若通則。

最後，轉貼他人訊息之際，也宜考量彼此的權力角色。轉貼前徵詢仍是必要──特別是當轉貼者的影響力較大，可能會逼對方面對「不預期的關注」時。而當兩人有上司下屬或其他權力角色時，最好也想想，也「轉貼」與此權力基礎的交互作用。

二、「揭露權」與「隱私權」的拉扯

網民要求「交出便當店老闆」的聲浪，凸顯出對記者「保密責任」的陌生。背後則反映出，當前社會在「公眾知的權利」與「個人隱私」間，還欠缺成熟的倫理思辯。資訊時代，這種欠缺帶來更高風險。

例如，近年風行的「人肉」、「踹共」跟「踢爆」文化，雖在用於對付大型組織（企業、政府）或當權者時，能平衡資訊不對等的權力傾斜，但當用同樣姿態對付「個人」，卻往往帶來嚴重侵犯人權、具毀滅性的壓力。更糟的是，這種「暴行」往往是集體而分散，不管轉貼、謾罵的，多數參與者在從眾心態下，罕能意識自身責任。

未來，從類似爭議深化我們對基本人權的尊重，發展出兼顧兩端的處理模式，都是重要挑戰。

三、以國家形象為名

最後回到所謂「台灣國家形象」。

十九世紀以來世界史留下的重要教訓，就是「國族情感」能動員起龐大社會心理能量，促進團結讓國家興盛，但卻也因從眾性對個性與差異的壓迫，帶有導向集體盲目的危險。因此當人們以傷害國族情感為由，要特定個人負責，我總會份外警惕。之前的遵守裁判專業卻遭免職的鄭大為，或是今天的張正，均為例。

考量張正的公共身分，轉貼這則未經查證的消息，是嚴重的疏忽。但不能忽視的是，許多人之所以不疑有它地轉寄這則消息，也是因為台灣從外籍移工的僱傭過程、勞動條件、法規環境與社會習慣，存在不少對移工的歧視剝削。便當文是虛構的，但它的流傳，承載了大家對台灣社會「實際上沒那麼友善」的默認。而這種認知，業已從同時其它幾件「實際發生的」新聞事件得到佐證。

此時，真在乎「台灣國家形象」的人該知道，面對並試圖扭轉這個社會的醜陋真實，遠比把某位疏於查證的媒體人揪出來祭旗，更為重要。我反而希望，這次爭議能讓更多人知悉，張正其《四方報》默默關注移工的多年努力，並從當中看見，某些自己也能努力的事。

• 本文作者為荷蘭國際亞洲研究所(IIAS)博士後研究員。
• 本專欄內容為作者個人言論，不代表公共電視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