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題綱：

議題 1：曾經侵害小孩利益的父母是否仍適任監護人？

議題 2：未滿七歲子女之意願究竟要怎樣認定？

議題 3：家庭暴力是否一定要申請到保護令才可做為推定不利子女之依據？

議題 4：我國民法與外國法律案件何者應優先適用？

議題 5：法庭中講的話及法庭外所做所為需不需要被檢視？

議題 6：共同監護對子女身心發展的影響。

讓「子女最佳利益」有個標準 

國民黨立委洪秀柱今日(14日)上午邀請台北市女權會、勵馨基金會、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陶晶瑩小姐、專家學者及各方關懷團體等在立法院舉辦「爸爸v.s媽媽 我要誰？子女最佳利益的審酌標準」公聽會。

    洪秀柱委員一開場即表示，根據統計，台灣平均每10個人中就有一個人離婚，而每天會發生156-157個人離婚，可想而知這背後會衍生出多少個未成年子女的監護問題！

    台北市女權會鄭凱榕代秘書長認為，在子女最佳利益的審酌上，法官具有非常大的自由心證空間，應特別注意司法的謙抑性。法官必須具有性別意識，女人工作，不等於不盡心照護孩子，事實上女人失去了婚姻，如果不努力工作，又將如何照顧自己最心愛的孩子呢？！

    政大法律系副教授劉宏恩進一步表示，社工訪視報告概括模糊，常使法官必須做最終的裁定。而台灣一般法官欠缺兒童心理學專業訓練，事實上，子女意願的探詢不應只是直接詢問，如何確認小孩子的意願需要相關專業訓練與知識。再者，「子女意願」不應該是絕對的標準，而只應該是考量因素之一。台灣部分法官輕率採取「共同監護」極為不當，在國外對於共同監護的判定是非常謹慎的！另外，在制度層面上必須指出，台灣法院的監護裁判理由經常太過簡略，說理不清而欠說服力；就本案言，賈靜雯案的裁判書採用加拿大法卻引用錯誤，且遺漏並未處理家暴爭點，是相當匪夷所思的。最後，監護裁定不能僅以當事人對於「未來」的「計畫」為基礎，而是必須考量當事人「過往」與子女利益有關的行為表現與家庭關係。整體制度設計上，法官是否欠缺足夠的資源與訓練來協助他們做出妥適的裁判？不應該只是針對單一個案的承審法官去做批判，以致於把通案的問題予以個案化。提出批評的目的應該是建設性地希望有改革制度的契機，而不僅僅只是去批評或質疑法官個人。

梁育純律師指出，應參酌日本家事調查官的制度，更進一步探訪兩造雙親的人格、所得與生活環境等，而不宜由簡短的訪視或幾次的開庭，率爾決定監護權的酌定與改定。

張靜怡律師則表示，在目前台灣跨國婚姻日多、離婚率高漲的今天，特別是「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修正施行後，確定跨國婚姻中子女最佳利益酌定監護權的審酌標準已刻不容緩。

網氏性別電子報江妙瑩主編認為，本案裁定罔顧小孩從出生到現在，台灣才是其主要出生成長地的事實。法院逕自認為美國的教育較台灣為佳，也頗為不妥。目前台灣於類似分居或離婚案件中，有太多女性為了孩子犧牲了女性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