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吸引我的地方，除了超前王朝的觀點之外，趙匡胤的封樁庫策略、趙光義的即位…等都不同於之前讀過的宋史，因此，個人又重讀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以互為參照，及宋史研究的新成果「宋代的訊息傳遞與政令運行」專輯（刊於漢學研究第27卷第2期，98年6月），以下說說個人的心得：

　　首先，是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在當時，是卸下一些人的兵權，然在外以節度使掌兵的還有近30州，只能逐漸以其死亡，或遷徙，或退休，再以文臣取代。再者，控有西北邊的節度使多久任，皇帝也只能維持現況，以致邊將有錢有人，邊防也守得好，讓趙匡胤可以「先南後北」，全力對付南方。仁宗朝的范鎮曾說：「恩州從皇祐五年秋至到至和元年的冬天，才一年多，首長就換了七次，河北各州也都是，這樣的狀況，怎麼能維持軍隊的戰力呢？」的確，當地方的權力、人才、財賦都集中於中央，雖能革除之前的方鎮之弊，卻也導致強幹弱枝之果。

　　其次，是趙匡胤遷都洛陽之議。宋朝的首都開封確實是無險可守，但當時後晉把首都從洛陽遷到開封就是為了遷就漕運。到宋代，國家的財賦更是逐漸仰賴南方，因此，要再把首都遷回洛陽，似乎有困難之處。且真宗時，遼國南侵，主張遷都之大臣，有提出南京或四川，卻無人提出遷洛陽或長安，可見，當時這兩個地方的文化經濟已衰落。錢穆先生亦提出，唐朝安史之亂前，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在北方；安史之亂後，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逐漸向南方轉移。從國家財賦的來源、戶口數、科舉人數、宰相的籍貫、水利興修的偏重等，南方逐漸重於或多於北方，再加上北方因外族崛起，戰亂頻仍，亦加速向南發展的趨勢。

　　再其次，有關北宋的兩個變法。其實是失敗的，但其失敗之因不同，論者認為，范仲淹的變法（慶曆變法）是先重治人（澄清吏治）而後及於法治（信賞必罰），故雖為正本清源，但觸動士大夫的特有權利，以致失敗。王安石的變法是只求法的推行，不問執法者的人品，以致推行不得其人，結果全失新法的本意。南宋的陳亮點出其癥結：宋代立國之弊病在於冗吏及中央過於集權，但王安石的變法，不僅未裁撤冗吏，又增加許多冗吏，且更積極地將地方財賦集於中央。如此之變法，只是更加延續冗兵冗吏之病，國家如何富國強兵？

　　最後，要談一談岳飛日奉十二道金牌這件事。之前讀宋史時，我一直有個疑問：貧弱的宋朝如何管理地方？在看到「宋代的訊息傳遞與政令運行」專輯之後，我終於找到了答案。原來，宋廷特別重視訊息傳遞及其管道的經營──不僅能快速、有效的掌握基層的動態，以為決策之參考，亦能確保政令通暢，地方確實貫徹朝廷的政策。以下來看幾個例子：

　　第一個是尚書內省（內尚書）。鑒於唐末宦官之禍，宋朝在內廷有兩個並行的內官系統──宮官與宦官。其中，前者即為內尚書，負責宮禁深處的文書業務：從收到文書時要登記編目、伺候進呈、代批文字，到降出。但不是所有的文書都經過內尚書的程序，有時為了保密，皇帝會跳過內尚書，例如下面要談的宰相之任命。

　　第二個例子是宰相的任命。宋朝的宰相任命，為確保是出於皇帝個人的意志，故與前朝相比，有相當濃厚的機密色彩。首先，由皇帝於前一晚召見翰林學士，當面宣布人選與職務，宣布的方式可能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口頭宣諭，另一種是皇帝直接頒降文字給翰林學士，不論那一種，接著由翰林學士寫成草稿呈皇帝過目（稱為宣召諭旨）。之後，回到學士院，按慣例鎖院，以防消息洩漏[1]。翰林學士開始起草制詞，通常於三更之前完成，有時還須進草，經皇帝審閱批准後，才可以正式書寫。正式書寫則交由翰林待詔繕寫，並製作成麻制卷子，然後立即裝錶（稱為鎖院草制）。麻制卷子要抄寫兩份，一份為大字本，另一份為小字本。前者用於朝堂宣讀，後者給皇帝審閱。最後，在朝堂中向百官宣讀，一經宣布，即完成任命（稱為朝堂宣麻）。宣麻之後，若發現有錯誤，則以「貼麻」方式處理，並加蓋印信以防舞弊。

　　第三是文書制度。宋朝的文書制度分為上行文書、下行文書及平行文書。上行文書以表、啟、申狀、奏狀、剳子為代表，下行文書以詔、敕、剳子、帖為代表，平行文書則以關、牒、諮報為代表。其中，有關平行文書部分，牒主要是用於沒有統屬關係的部門間，關則用於相同長官的官署內不同部門間之文書往來，諮報是專用於學士院向三省、樞密院遞送的文書。從現代公部門文書制度來看，宋朝的文書制度也是一項超前的政策。

　　最後是金字牌遞，也就是岳飛十二道金牌的故事。宋朝的文書傳遞可分為三種：步遞、馬遞、急腳遞。其中，步遞要求日行二百里，馬遞要求日行三百里，急腳遞要求日行四百里。中央與地方所有文書的往來，都要經過中央文書的總收發機關──進奏院。然在神宗朝時，基於軍事之需要，出現所謂金字牌遞，係由急腳遞傳遞的一種不經進奏院的特殊文書──自御前發下，專門傳遞御前文字，且三省、樞密院不得預聞的金字牌遞。北宋亡國後，文書傳遞系統遭到嚴重破壞，以致南宋初期，金字牌遞成為一種暫時、比較有效的文書傳遞。然依當時的文獻記載判斷，傳遞速度常有延宕，因此，就某種意義來看，由於皇帝與岳飛軍隊前線文書往來之違滯，促成了岳飛一系列的戰功，直到準備進軍開封時，一天內收到十二道班師的金字牌遞，讓岳飛「十年之功，廢於一旦」。金字牌遞的設置，雖使皇帝能隨時得知前線戰況，然亦增加皇帝指揮前線作戰之慾望及前線將領作戰之限制，互有優劣，但這其中，仍體現了宋朝在訊息傳遞與其管道經營之超前政策。

　　大學讀宋史，每見到昏君或奸臣總是忿忿不平，今再讀宋史，往日之激憤已轉為設身處地之體會，如果我是當時的皇帝欽宗或高宗趙構，難道不會想逃嗎？或是真宗朝的大臣，不會建議皇帝遷都南京嗎？或許會，或許不會，但歷史給我們的教訓，值得警惕與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