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重文輕武、積貧積弱的朝代，作者史式卻不這麼認為，所以，寫了這本書為宋朝說幾句公道話，他認為，「宋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個王朝，能夠承先（全盤繼承中華文化），啟後（對後人起到啟蒙作用），繼往（建立大一統的王朝），開來（開創世界近代史的新時代）。」再者，宋朝也是一個超前王朝，例如現在的國家考試或大學學測、指考等命題之入闈制度，外交以談判，而不以武力的方式進行，反貪反腐，保障言論自由等都是早在宋朝推行的制度或政策，甚至言論自由的保障，讓文人的思想可以蓬勃發揮，所以中國的四大發明中，除了造紙一項是漢代的發明外，其餘的火藥、用指南針製成的羅盤及活字版印刷術，均是宋朝的發明。這些發明，創造了後來的熱兵器時代、航海時代及（書籍）知識傳播的新時代。

　　趙匡胤（宋太祖）即位後，深知唐末五代以來的弊端，因此，透過「杯酒釋兵權」、重用文臣等政策，以革除節度使把持地方政權的弊端；再者，將吏治、兵權、財賦等統一到中央（特別是財賦），不僅再度集權於中央，亦將宰相之權力分割，除由樞密院掌軍事，三司掌財政，考課院、三班院掌用人外，宰相設有多人，再加上諫官制度，形成積弱的王朝[1]。

　　其實，宋朝可說是在內憂外患中成立的，內有節度使的問題，外有燕雲十六州未收回及南方的割據政權。節度使問題已如上述透過一些政策及制度的建立，內部逐漸穩定，至於外部，曾有「先南後北」或「先北後南」之討論，最後決定：先南後北。政策決定後，經歷過五代戰亂的趙匡胤一直想能否不打戰，用和平手段解決這個問題。於是，建了「封樁庫」，打算經由談判的手段，用錢把失地買回來。就算要打仗，也要求嚴守軍紀及快速結束戰爭，把傷亡及各種損失都降到最低。再者，為防禦遼國，趙匡胤也曾想把首都由開封遷到洛陽，一來不須大量養兵，二來有險可守，能從容的做好與遼國作戰的準備。然而，歷史的發展總是令人猜不透，趙匡胤忽然去世，由其弟弟趙光義（宋太宗）繼位，作者認為從相關記載分析，趙光義謀害了趙匡胤，例如趙光義的對外政策，立即改以發動戰爭為原則，以便提高自己繼位的正當性，然而，卻一再的敗於遼，不僅將封樁庫用盡，為了安全，大量地募兵、增兵（冗兵），從提升軍隊的數量，來提高自己的安全感，以致有人認為宋朝的積貧積弱始於趙光義。

　　趙匡胤當皇帝的第三年，在太廟中祕刻一塊大碑，其上之誓詞為[2]：

一、柴氏（周世宗）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然犯謀逆之罪，止於獄中賜自盡，不得於市曹中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

二、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三、子孫有渝（違背）此誓者，天必殛（殺）之。

　　這是宋朝歷世相傳的家訓之一：優待士大夫。要徹底革除唐末五代以來軍人操握政權的弊端，不僅要抑制武人，重用文人，更要實際推行優待政策，讓他們享有實質的待遇外，更擁有某種程度的言論自由，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才能造就出宋仁宗時代的包拯（包青天）、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家（三蘇、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活字版印刷術、火藥、羅盤等三大發明。這項政策雖然革除前朝之弊，但卻帶來冗吏之失。

　　由於對外的積弱不振，對內的冗兵冗吏及中央集權（權、人、錢集於中央），激起士大夫的覺醒，而有仁宗朝的慶曆變法及神宗朝的熙寧變法（王安石變法）。後世多認為變法是失敗的，但作者認為，如果「富國強兵」是變法的目的，則變法並沒有失敗。就富國來說，國庫是年年有餘；就強兵來說，宋朝對外的戰爭，不再是每戰必敗，而是有勝有敗。若要說王安石變法失敗，是敗於王安石本人太固執，及所用非人，以致達不到變法的整體效果。

　　北宋立國之後，雖外患不斷，但內部倒無重大內亂，直到宋徽宗在位時，有方臘起事之變，因此，作者認為，北宋滅亡之因，始於趙佶（徽宗），最後，靖康之難而亡國。

　　南宋的立國，一直受到金人的威脅，宋高宗趙構的態度，決定了南宋的偏安心態與發展，一來，畏懼金兵，積極於議和；二來，深恐韓世忠、岳飛等人的軍事作為，逼得金人放回徽宗、欽宗，危及他的帝位。因此，議和是其主要目的，戰事的勝利是幫助議和的動力，不是要收復失地，更不是要救回被金人抓走的兩位皇帝。因此，有岳飛日奉十二道金牌的故事，要求立即班師，不得再往北打。最後，岳飛以莫須有之罪名被害。紹興和議雖成，但岳飛被殺，忠臣良將盡除，是其最大的損失。南宋的歷史只能在偏安中度過，在「留取丹心照汗青」中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