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敬堂全書零本談辛紹業與《續修臺灣縣志》修訂

最近買了兩種清朝大儒辛紹業「敬堂全書」的零本，《律呂考》與《九歌解》，都是嘉慶舊刻。辛敬堂長年在京任教，足跡不曾到過臺灣，但《續修臺灣縣志》卻與之關係密切。翁方綱在乾隆51（178）年，奉命督學江西，當時江西有兩位治古文齊名的年輕學者，一是萬載的辛紹業，一是浮梁的鄧傳安。翁方綱有「魯貢雙玉歌」七言古詩，中有「我來西江選樸學，往往虹氣連江城。萬載浮梁辛與鄧， 說經奪席驚羣英。」所言「辛與鄧」，指的就是辛紹業、鄧傳安，兩人後來果然不負學使所望，雙雙都考取進士，辛為嘉慶元年（1796）進士，鄧則是嘉慶十（1805）年進士。

鄧傳安曾於道光元年（1821）十一月來臺任北路理番同知，四年四月，陞臺灣知府，且署理臺灣道兼提督學政。鄧傳安在臺近十年，著有《蠡測彙鈔》，收文數十篇。他與臺灣關係密切，其古文篇章容易讀到，功力有目共睹。至於辛紹業其人，他是萬載康樂人，字服先，號敬堂。登進士第後，官國子監助教，在京師長達十四年之久。翁方綱校勘、注疏《說文》，有持經說相質疑者，方綱必與紹業共同研討之，所論深為方綱推服。辛紹業著有《冬官旁求》、《易圖存是》、《周禮釋文問答》、《律呂考》、《九歌解》及古文、詩稿，都刻印傳世，稱為敬堂全書。其他尚有《古文尚書冤辭辨》、《詩經毛鄭權衡》、《周官官聯表》、《儀禮經注證誤》、《春秋禮存樂存》、《經傳車考》、《古文同聲譜同形譜》、《古字逸義》等未刊稿。

從辛紹業生平事蹟來看，似乎與臺灣無關，不過卻因《續修臺灣縣志》兩位總纂－嘉義學教諭謝金鑾（退谷）、臺灣學教諭鄭兼才（六亭）求好心切，一再徵詢意見、修訂重印，而拉近了辛紹業與臺灣的距離。《續修臺灣縣志》的纂修，始於嘉慶十二年（1807）。先是嘉慶十一年（1806），臺灣縣學教諭鄭兼才，以縣志自乾隆十七年（1752）重修以來，已超過五十年未曾續修，因而報准進行，聘請嘉義縣學教諭謝金鑾一同擔任總纂，乃於十二年三月開始著手，至同年十一月，完成初稿，由知縣薛志亮以初稿郵寄姑蘇付梓，這是《續修臺灣縣志》的原刻本。

《續修臺灣縣志》的興修，從成立志局到完稿，不足一年時間，顯然是急就章，造成這樣的結果，兩位總纂任期壓力是重要原因，此外，付刻之前，可能礙於情面，臨時又擅加原稿所無的「在局之人并年少」多人詩作，這是鄭兼才所無法接受的。其次，續修期間，鄭兼才於四月就接到調任江西長寧知縣命令，他以「志局既興，不能中止」，加上「禮闈（指會試）素志，又未忍遽乖」為由，乃決意辭職，仍留臺修志；直到十一月稿成，才携帶副稿內渡而去；十二月，謝金鑾嘉義教諭俸滿，也携副稿而去。

鄭、謝既各携副稿內渡，兩人理念相同，都希望將來出版更臻理想的修訂本。鄭兼才入都之便，出稿就正於汪廷珍、莫晉與辛紹業，以辛紹業修正最多；謝金鑾則以稿商諸友人陳庚煥，也有所補訂。嘉慶十四年（1809），鄭兼才以辛紹業修訂本郵交謝金鑾，金鑾乃將兩個修訂本彙整，删繁補闕，釐為訂稿。後來鄭兼才進行刊刻，又參校了原刊本，「删其所當删，補其所當補」，稍有改動與增删，通稱「道光鄭補本」，目前的臺灣文獻叢刊本，則又補入原刊被刪去的文字，與鄭補本有所不同。

當謝金鑾收到鄭兼才的辛紹業修訂本後，覆書有「敬堂有功斯志不少」之語，敬堂，即辛紹業；有關辛紹業的修訂，最後的訂補本並未全然接受，謝金鑾甚至與鄭兼才有所討論，鄭在「後跋」曾作詳細敘述：

「己巳，退谷補官南平，接辛敬堂閱本，愈加嚴慎，刪繁補缺。……其從敬堂改易者，「祥異」由第五本移入第二本，與『賑卹』合；『古蹟』移入第一本〈地志〉，『寺觀』之嶽帝廟等移入第二本『壇廟』，〈地志〉『山水』下又添附『勝蹟』一門。退谷書稱敬堂有功斯志不少，即指此也。」

「竊謂古蹟屬本朝者，自宜入〈地志〉，若在未建置以前，敬堂固謂古蹟有欽仰之意，不宜施於偽氏矣；則『古蹟』不如分別『勝蹟』、『遺蹟』之為當也。」

第五本『逸事』二字，退谷云本之郁永河；敬堂謂『逸事』者，逸於正傳之外，卷中所載亦不合；則「逸事」當改為「遺事」．其列沈瑞等九人於「寓賢」，則由鹿洲、少林從「寓賢」改附荊璞傳；俞荔一人不能成帙而移．然同一事遇難，沈妻列「逸事」不列「節婦」，沈瑞亦不得列「寓賢」．凡此，皆當從訂稿中再加審訂者。」

「季蓉洲《臺灣雜記》暗澳一條，訂稿錄於『叢談』，則辨其地在南極之下，純陽所爍、草木不生，非紅夷所能到，指為無稽之談，已削去不載。辛敬堂謂當裁去『郡事』，則明海外志寧失限制，毋傷缺略；附郭邑城池、街市不能與郡劃清，不主其說，而是兼才原議。」

「至論四總目，不廢敬堂之說；而其大指在示人讀書之法，宜先講求目錄。標北海司農儀禮目錄為最古，以志亦史類，兼論史家目錄之失，為作志者杜流弊。」

上引片段「後跋」資料，只是鄭兼才最後折衷各家之說的結果，其實整個過程反覆討論，極為詳盡，相關書信都收入其《六亭文集》，如〈覆署臺灣守〉云：「前臺邑志倉卒成書。戊辰（嘉慶十三年），兼才留都，曾呈汪瑟葊（廷珍）、莫寶齋（晉）二師及國子監助教辛敬堂紹業，惟辛敬堂多所糾駁。」又〈上汪制軍論修臺灣縣志書〉云：「兼才以會試內渡，携副稿入都，辛敬堂助教、汪瑟葊閣學各有指駁。」按所言辛紹業糾駁頗多，鄭兼才在「後跋」敘及並不多，其實在他的書信中，均有完整的記錄，因最後定稿並未完全接受，不贅。

《續修臺灣縣志》因當初的倉卒付印，當事諸人在離開現職之後，分別透過不同途徑，分別請人修訂，最後折衷各種意見，又參酌原刊本，十幾年後，由相關同僚集資再印修訂板，實為臺灣修志史上罕見事例，此一版本除了鄭兼才、謝金鑾兩位始終其事之外，其幕後功臣辛紹業，可能不受注意，誠如鄭兼才〈上胡道憲〉所云：「最後，又有袁州辛敬堂助教直言無隱，為是書一大益。」則辛亦屬《續修臺灣縣志》修訂版關鍵人物之一，應與鄭、謝兩人並垂不朽。（癸巳仲春）